人类自从有了语言,便有了传情达意的载体和媒介,同时也获得了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武器。作为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口才学,一方面来自人类的语言实践,是对人们口语实践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又可以指导口语实践,提高人们的口语表达水平。因此,中外古今的口才家、演说家和雄辩家,无不注重培养自己的口语能力,加强自己的语言修养,从语言实践和口才理论两方面推进人类口语表达艺术的发展进程。可以说,人类说话的历史,就是一部探寻口语表达艺术的历史,同时也是口才学的发展史。回顾和总结人类的口才史,对于我们认识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继承和发扬优秀的语言文化遗产,提高我们的口语表达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高潮，诸子百家，能言善辩。在这时期思想界特别活跃，出现了众多的思想流派，所以也出现了很多名篇，如《论语》《孟子》《庄子》《左传》《战国策》《春秋公羊传》等等。但是那时的口才高峰时期没有持续多久，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君子必辨”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口才学的发展也出现了漫长的低估。在封建时期国家是家国一体的级制，提倡“君为臣纲，父为子刚，夫为妻纲”，在古代，皇上的话就是法律，社会关系要靠宗法式伦理观念来调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所以人们信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笑莫露齿，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于是，口才的社会舞台一片沉闷，万马齐喑。在后期，出现了戏曲。历史上的每一个曲艺品种，几乎都走过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曲艺大都采取两种手段：禁毁和利用。宋真宗赵恒曾明令禁止和尚讲唱变文。元王朝又用法律明文规定“学习散乐、般说词话人等，并行禁约”。明清两代禁令接连不断。禁不住就利用，变成它们的愉悦工具。封建统治者不仅借曲艺以愉悦，而且还利用来宣扬封建道德规范、宗教迷信等，使曲艺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蒙上一层尘垢，以致良莠杂陈。然而来自民间、深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仍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自身充满了活力，而且还滋育着其他艺术品种的生长。曲艺历来有迅速反映现实、大胆干预生活的优良战斗传统。据说清嘉庆十九年(1814)夏天，江苏无锡的地主豪绅要填塞显应桥洞，截断太湖水源，农民群起而抗争，无锡评曲就迅速编写了曲目《显应桥》，声援了当地农民的斗争。相声名家张寿臣的《得胜图》为军阀丑态的画像，《文章会》对嘴尖皮厚“文士”的辛辣嘲讽，抨击时弊，鞭辟入里。而对人民的革命事业又作出尽情的讴歌，如1935年冬，当红军途经贵州北上抗日时，侗族歌师石戒福就编唱了琵琶歌《长征歌》，及时宣传了抗日主张；不少艺人为此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李素娇就因在敌后说唱瓦解敌人的《白军士兵出路歌》而遇难。曲艺这一优良战斗传统，世代相传，从未中断。直到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相声《帽子工厂》、《如此照相》、《假大空》、《特殊生活》等，如投枪匕首，猛烈地指向祸国殃民的丑类，博得了人民群众的赞扬。说话四家中艺术上最有成就、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讲史和小说，据《都城纪胜》记载：“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一作捏合）。”就是指小说家不受书史文传的局限，能够集中描写故事，人物形象也刻画得生动活泼。不论是长篇讲史还是短篇话本，穿插敷衍，浓淡相间，引人入胜。说唱艺术是又说又唱的表演艺术，即“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词”和“诗”就是用来唱的；“话”是散说“砌”类似戏曲里的插科打诨，系就表演而言。最能全面概括说话艺术成就的是罗烨在《醉翁谈录》---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所称：“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蕴藏满怀风与雨，吐谈一卷曲和诗。辨论妖怪精灵话，分别神仙达士机。影响涉案枪刀并铁骑闺情云雨共偷期。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总头说细微。”从说话的题材内容，到它的艺术特色，作了一个完整的总结。说话伎艺对后世的小说、戏曲、曲艺都产生了深远---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