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编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1983年10月，时任间《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刘陶来我家，通知我报社要办一张星期六周刊，成立一个筹备小组，由我当组长，其他两个人是陈兆川和陈秋舫。他说由于考虑周刊初开办在稿件上和人力上都会有些困难，所以暂时依托在文艺部，由文艺部主任关振东兼任主编，你任文艺部副主任，实际工作是负责主持这张新周刊的编务工作。我说我要见丁希凌，跟他谈话之后才决定接不接受这个任命。第二天丁希凌就接待我，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办一张独立刊号单独发行的周报？他说，以前我们对外面世界完全不清楚，改革开放了，我有机会出了三四次国，我才知道国外的报纸是一大叠的，只有中国的报纸只有一张。他说，这个不是个好东西，这是我们文化和经济落后的表现。他还说人家外国人读报都是有选择地去读。我们中国人读报是从一版头条的第一句话读到第四版最后一句话，这不是好的读报习惯，报纸应该有更多的内容让读者去选择。所以今后报纸增张是必然趋势，现在还没有广告市场，解决不了增张的成本问题。《南方日报》作为省内机关报，对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批评报道，宣传先进典型都有丰富的经验，报纸增张主要是增加专栏专刊，而我们最缺乏的是办专栏专刊的经验和人才，所以我要办这个周刊，是为《南方日报》未来的增张探索经验和准备人才的。接着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让我当筹备小组长，而且让我主持编务工作？他说我是通过对你一年审查了解你的。你这个人呢，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当你想对了你也为党做了很多好事，你想错了的时候也犯错误。但是我新办这个周刊，是个一开创性的事业，与其用听话的人，还不如用你。第二条理由是从你进《南方日报》那一天起，你就是一个实干派，你是个干实事的人。第三条是尽管你这个人什么都敢干，但是在最根本的原则上你是能把握住的。你夺《南方日报》权却没有不把《南方日报》办成派报，这在全国是唯一的。他说，我是根据这三条决定用你的。丁希凌要求我负责起草周刊的编辑方案，我最初对周刊的设计是这样的：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做两个事，一个是恢复五四运动时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把它作为周刊的灵魂，用以提高我们人民的素质；第二是拥护改革开放，全力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周刊的基本办报理念确定之后，就要考虑周刊的定位问题，丁希凌指示周刊性质是《南方日报》的增刊，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我就把主报和周刊分别定位为：《南方日报》是党和政府跟老百姓的联系桥梁，周刊是知识分子跟民众的桥梁，但这个桥梁是双向的，既要把知识分子的精英思想用普及的形式传到老百姓那里去，又要把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要求和思想情感传回到知识分子那里去。我觉得不仅是民众需要启蒙，知识分子也有一个精神的回归问题，必须要跟民众沟通才能完成精神的回归。既然确定要把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作为周刊的主要内容，这就必须是立足广东面向全国，不能办成地方周刊。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到全国。那么怎么处理本地题材跟全国题材的关系呢？我确定报道广东的题材，要站在全国人民的角度去选择，因为广东的今天是全国其他省份的明天，全国老百姓关注广东什么，我们就报什么。对省外题材的呢，我们要用广东改革开放的新观念去处理。办报纸明确你的读者对象很重要，它与办报理念相联的。我是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作为我们的读者对象。因为我既然把启蒙作为周刊的灵魂，向谁启蒙呢？那就是向能读懂报纸而又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群。我觉得这群人才就是中国的栋梁。为了适应读者对象，我们报纸的风格就是大俗大雅，雅俗共享。所谓大俗，既不是通俗更不是庸俗，必须是有思想内涵的俗。我们讲的大雅就是不是一般的高雅，而是要跟民众能够相通的雅。第一次试刊我和关振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上下级关系，他很重视我，我们关系非常好，他看了我起草的周刊编辑方案之后，就表示赞同，但是他问我一句话，你有没有作过最坏方面的打算？我说最坏很简单，就是办不下去我们各人回各人部门，我们都是从各个部门集中起来的。关振东说，这不是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我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