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内容提要〕“五四”时期西方史学的输入，是在19、20世纪之交西方史学主潮发生重大转折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是一个中西文化在交互碰撞中不断趋于理性融合的过程。其所确立的新一代治学规模和风气，对此后直至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五四”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真正起点，其所确立的新一代治学规模和风气，对此后直至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与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史坛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吸纳、消化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某些史学特征，同样具有一种典型的时代意义，因而很值得我们加以回顾、总结与思索。[1]一西方史学之传入中国，虽始于十九世纪后期，并在二十世纪初年出现过一个高潮。但无论就规模还是系统程度，都迥非前者可比，且已明显展示出一种自觉超越传统学术旧囿而日趋融汇于整个世界潮流的态势。此种中西史学交流新格局的形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学术上看，显然不可忽视以下两个基本情况的变化。首先是从事西方史学输入的人员群体素质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在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最初主要是通过来华传教士和一些经世学者编写的外国史地介绍著作逐步传入的。传教士虽然都来自西方，并具有一般的资本主义文化修养，但由于特殊的宗教背景和使命，其所带来的西方文化往往并非精髓部分；至于我国近代早期的经世学者，当时所能获得的西学知识更为有限，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西方史学观念的输入只能处于一种零星粗浅和低水准的阶段。二十世纪初年，随着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留日学生的加入，西方史学的输入始成一定的规模，只是这些留日学生因缺乏近代史学的专业训练，其有关知识又仅赖日文史籍间接获得，以致所译介的西方史学理论或方法，仍不免呈一种肤泛笼统之状。西方史学输入在整个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这种相对滞后性，并非偶然。近代以来，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寻求救国真理，一批批的青年学子负笈远渡重洋，留学欧美。不过早期留学生所习专业，大抵是与洋务运动关系较密的军、工、商、医、科技为多，偶有习文科者，范围亦不出法政、经济等实用性较强的科目，直到清末依然如此。以清宣统间游美学务处派遣的留学生为例，第一批47人中，仅3人习文科。第二批70人中，仅7人习文科或兼涉文科。第三批63人，习文科为12人。三批总计，习文科者仅占12%强。且这些人中，选择专业皆为文学、哲学、政法、财经、教育等，初意无一主攻史学者。[2]有的留学生即使在外研习过史学或其论文获得过历史学方面的学位，归国后一般也不以此作为主业。如广东南海人陈锦涛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北洋官费生赴美留学，先入加州大学习史学，获硕士学位，继入耶鲁大学攻经济与商业行政学，于1900年获博士学位，[3]同年归国参加清廷第一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名列第一，赐法政科进士出身，后成为国内有名的理财专家。而宣统二年(1910)由清华学堂派赴美国留学的江苏人徐仁锖，虽曾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历史学，1914年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从事的却是英语教学工作。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不外三端：一是理工及财经、法政等实用性较强的学科，社会实际工作部门需求较多，学成后谋职亦易，---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当时举国上下讲求富国强兵之术的形势下，尤受到政府及留学生的重视。二是中国传统史学素号发达，在治学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其独到之处，以致在不少人看来，赴西方专修历史学，似非当务之急。三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不少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其时大学里的历史专业学生原本就少，自然也难以吸引中国留学生。[4]“五四”时期，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其时在国内从事西方史学引介的，多为直接受过欧美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如何炳松、陈衡哲、徐则陵、李济、李思纯、陈翰笙、胡适等，赴西方主修史学专业的留学生也有所增多。有的高校史学系，还把选派学生到欧美进修历史学列为经常性的计划。如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研究所的《整理国学计画》便提出，整理传统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