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四家绘画美学思想吕少卿（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江苏南京）摘要：元四家是元代山水画风的代表人物，他们把中国山水画的抒情写意性发挥到了极致，在他们的作品中，逸格画品得到最纯粹的体现，形成了独特的绘画美学思想。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阐发了这种美学思想。关键词：元四家；绘画；美学思想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3—9104（2004）04—0073—03元四家是对代表元代山水画风的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的统称。有元一代，由于赵孟頫的在元初的“托古改制、借古开今”，上溯北宋、五代、晋唐，而摒弃南宋院体画风，加之由宋苏、米等人提倡鼓吹的文人画理论因在蒙元的异族统治下的元代士人的隐逸风尚与山林精神的高涨，在此时发扬光大，元代士人的林泉高致精神。遂使元代山水画在抒情写意上达到了巅峰。元四家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通过对山林精神的推崇和对抒情写意的强调，融合了笔墨的写意精神与客观山水形态的“表现性写实”。逐渐形成了整体的尚“逸”、尚“意”的山水画风，并因自己的思想渊源和对山川自然及传统的独特的审美要求，而形成了元四家整体的绘画美学精神。具体地说，元四家的绘画美学精神主要体现在对“脱俗”的要求、对“自娱”的主张和“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审美价值取向上。一、对“脱俗”的要求元四家山水，给人总的印象便是清逸逼人，充分表现出元代士人的逍遥容与的心境、清逸脱俗的心性、松散疏放的心态和闲愁无尽的心绪。无一丝尘俗气、烟火气、急躁气。这是缘于他们自身对“逸”的强调和对“脱俗”的追求。元代士人放弃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隐逸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大退避。元曲中云“体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他夺了呵夺汉朝，篡了呵篡汉邦，到与俺闲人每留下醉乡”。士人们反抗无益，顺从亦痛苦，只是退避山林，独善其身，其整体的精神状态是痛苦、愁闷、悲凉而又闲逸、超脱，甚至是弃世的。这是一种处处体现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是故在元画的背后，深藏着的是士人们对现实的不满、绝望和对林泉高致、逍遥容与心境的追求及体味。他们对山林精神的体会是比历史上任何一代士人都要深刻得多、纯粹得多。他们对山水画中“脱俗”的要求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代画人都要强烈得多、自发得多。元四家大都隐于“市”，这种“市隐”状态有着“雅不绝俗”的特点，元代文人既没有宋代“朋党之争”，亦没有明清的文字狱，他们是清闲的，其精神状态是极度自由的，他们几乎无事可做，既不要安邦定国，又无意于颠覆政权，于是只有整天混迹于瓦肆勾栏之中，从事杂剧创作，或优游于山林水村之间，以笔墨写山林之精神。宋代的通俗文学在元代得到极大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的剧作家和戏曲作品，几乎不胜枚举，这些戏剧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生存状态，寄寓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关注和同情。元代士人是多能的，鲜有大文人不会书画者，这些文人或是剧作家，或是诗人，或是书法家，或是兼而有之。优游山林是雅事，流连勾栏瓦肆是俗事，元代文化中雅与俗的结合很是微妙，这不仅表现在很多大画家、大诗人的交游中有很多剧作家、散曲作家（有些画家本身亦写杂剧、散曲，如倪云林散曲现仍有小令十二首存世。）还表现在这些画家本身即生活在世俗中，他们并不有象荆浩一样隐逸深山大川，足迹几不履尘世。比如元四家，他们不是避居深山、不踏红尘，黄公望、吴镇等人甚至要靠卖卜卖画谋生，也正是他们和市俗凡尘实在牵扯不开，无法远离尘世，故而“脱俗”则更进一步成为元四家的自发性美学要求。倪云林画竹只为“写胸中逸气”，“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而“近迂游偶来城邑，索画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应时而得，鄙辱怒骂，无所不有。”其叹曰：“冤矣乎，詎可责寺人以不髯也！”（《清閟阁集·答张藻仲书》）可见云林也是无法免俗的。在《云林遗事》上有这样一则关于云林的记载颇有意思：说张士诚据苏州时，其弟张士信曾派人向云林索画，送来大宗绢帛财礼，但倪云林却裂其绢却其币，坚辞不就。事隔一天后，张士信泛舟游太湖，他与宾客闻到湖边苇丛中飘来异香，原来倪云林就在旁边，船中焚着龙诞香。张的卫士将倪捆绑鞭鞑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