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知青”当中，不少人自称这段历史是光荣的，伟大的。我的认识与此相反。“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40年，四处都有举办各种各样的回忆和纪念活动，出书、集图、聚诉、晚会、寻访、重游，联欢等等愉悦喜庆这都无可厚非；使用“魂牵梦萦”、“激情之旅”、“缅怀旧地”、“爱意永留”、“依依不舍”、“青春无悔”等等顶级用辞表达纪念心情也都无可指责。只是想说，已经21世纪00年代了，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纪念不应年年都无休止地只停留在旧事回忆和劳动收获的层次上。事实上，40年前作为一场席卷中国大陆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非常地得不偿失，非常地教训深刻。“文革知青”一代大体包括1947-1959年出生在城镇，以大部分“老三届”（1966届、1967届、1968届）为主的初中、高中“毕业”的1647万（一说1650万）青年学生。我们当时是新中国第三拨上山下乡的新一代知识青年，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那场规模宏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与社会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本来只受过初中或高中最基本教育而已的同学，由于“停课闹革命”、“军训”、“学工”、“学农”了多年，绝大多数同学并没有完成相应的学历教育。其时，当局开展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三个方面的动机：——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城乡差别。但公开的意识形态目标是与未公开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积极的社会政治动机（开发农村和建设边疆）；——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解决城市就业）。无论是出于何种动因，最能代表真实用意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首先要求他们实现“彻底的农民化”。当时把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批判为“资产阶级教育十七年”，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如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改造人的运动。原本有着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原因之一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夸大并制造成为“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培养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部署。可是，为防止下一代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动机和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它没有得到知青和他们的父母的拥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公开的抵制一而再而三地出现，最终以上山下乡运动政策的结束而告终。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培养了很独特的一代，但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并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民”。我们中的大部分同学没有获得正常的教育机会，并因此耗费了多年的宝贵青春，这对我们，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国家都是很重大的损失。具体讲，“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政府付给知青上山下乡的“安家费”对于解决他们的安家和日常生活杯水车薪，还加重了地方政府、农村接收单位和父母所在的城市单位（这些单位被迫承担了沉重负担）的支出。据估算，国家实际支出人民币70亿元，城市单位实际支出70多亿元，总额大约在150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被迫为下乡子女提供大量资助的父母的支出。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末期，据传邓小平（一说出自李先念之口）曾在内部会议上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知青父母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大批知青下放农村，被迫中断了学业，原本学到的一点科学文化知识趋向退化。与知青在城市上学时的条件相比，物质、文化和道德条件都严重下降了，其中很大一部份人不能自食其力，只好依靠父母或向村里借钱。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的一些新气象，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从而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在1957-1977年间，中国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1978年，中国大陆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013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0.7公顷，印度是1公顷，美国是48公顷。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并不需要外来的普通劳力。虽然知青也许能为开垦荒地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