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诗歌翻译的文化选择戴望舒诗歌翻译的文化选择：未知摘要：戴望舒翻译诗歌的数量远远超过他创作诗歌的数量，这取决于历史处境与他的文化选择。他在现代新诗史上的位置不仅仅在于他开创的新诗风，也在于他通过译诗为汉语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语言质地和迥异的想象空间。戴望舒诗歌翻译也展现了其文学与文化重构的宏伟目标。关键词：诗歌翻译；现代汉语；文学与文化重构：1207．22文献标识码：A：1007―905X(2012)01―0099―04一、历史处境与文化选择在戴望舒翻译的西方现代诗歌的诗人中，法国与西班牙诗人占据主要部分，前期主要是法国前后象征派诗人，而后期主要是西班牙以及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法国象征派诗人主要有波德莱尔、果尔蒙、魏尔伦、保尔?福尔、耶麦等以及超现实主义诗人爱吕雅、阿波里奈尔等，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诗人主要有洛尔迦、狄戈、沙里纳思等。这大多与戴望舒的生活处境以及思想发展直接相关。戴望舒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学习法语，一开始就接触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但直到他写作《我底记忆》之时，他才真正展示他所受到象征派诗人的影响。“就成果看，他在诗创作的正与内容相应的形式上的变化过程和他译诗的变化过程却是恰好一致”。他逃离音乐对他诗歌创作的束缚，刻意回避《雨巷》那样的作诗方式，开始转向“诗不能借重音乐，他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他盛赞法国诗人耶麦，认为“他是抛弃了一切虚夸的华丽、精致、娇美，而以他自己的淳朴的心灵来写他的诗的”，“这种美感是生存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但我们适当地、艺术地抓住的”。《雨巷》中那种复沓的节奏、回旋的韵律，在这里成为“虚夸”的东西了，而“日常生活”才能显现“淳朴的心灵”，正如《我底记忆》那样。耶麦对他的影响可以从对比耶麦的《膳厅》与《我底记忆》中看出。“有一架不很光泽的衣橱，／它曾听见我的姑祖母的声音，／它曾听见我的祖父的声音，／它曾听见我的父亲的声音。／对于这些记忆，衣橱是忠实的。／别人以为它只会缄默着是错了，／因为我和它谈着话。……”(耶麦《膳厅》)“我底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它存在在燃着的烟卷上，／它存在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存在在破旧的粉盒上，／它存在在颓垣的木莓上，／它存在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戴望舒《我底记忆》)把日常琐碎事物放进诗歌之中，这是它们共同之处，尽管由于文化的差异，这些事物只能是体现所在文化的特点。从并没有诗意的事物中提炼出真正生活的面目，也许这就是现代生活的本真。诗人在体味着这些平凡细事之时，感受到了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诗，只是需要发现的眼睛。当然，细读之下可以看出，耶麦在娓娓道来之中不乏诙谐与幽默，如最后一句“――你好吗，耶麦先生?”而戴望舒却仍然带着那“古旧”的“眼泪”与“太息”。在《断指》之中，诗人就出离了愤怒，在自言自语之时，不时透露出对残忍屠杀的抨击，也预示着诗人在下一个阶段的转向。在《望舒草》中，诗人依然运用象征主义诗人的种种手法与意象，最典型的如《印象》。戴望舒把各种感官的体验互相对比，在“象征的森林”里，描绘那些幽远的“印象”，诉说着“寂寞”的心灵感受。这个时期的诗歌，仍然带着浓厚的古典意象，情绪也还是“痛苦的”，一再追问：“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个人生活的挫折与不幸从侧面折射到他的诗歌中，诗人的情绪与感觉始终局限于自我的感伤之中，只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从运用的语言以及表现的手法来说，都远较早期深厚、多变。“为新思想寻找新形式，为新诗寻找新形式，当时正是新文学作家思考、热切争论的主题。而果尔蒙关于思想为形式之基础、思想与风格与人密切相关的观点与中国文人的表里、风骨的观念一致”。背负着通过“偷火”以振兴没落的使命，戴望舒仍然是典型的文人，只是生活的时空发生了无法摆脱的逆转。显然，戴望舒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从表面上来看，二者有着诸多共通之处，尤其是戴望舒强调“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以散文入诗”，打破了浪漫主义诗歌的模式。这当然与戴望舒积极译介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作品有着极大关系。然而，我们也应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