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实践诌议延安文艺思想的“总问题”是如何在顺应历史潮流的情况下完成“文艺为革命服务”的使命,从这一“总问题”出发,可以发现延安文艺当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隔阂。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经济基础”的决定者),工农大众在思想文化上有待提高;而作为文化的主力军(“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又存在着一定的革命实践缺失。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非是单纯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一个多元决定论的现实体现,其中,经济基础是主要决定者,上层建筑则通过对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反作用来实现自己的作用。因此,如何妥善处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之间的关系,成为延安文艺首要的任务,正是在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延安文艺领导人找到了“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这一有效途径。1939年7月,宣传部领导艾思奇在《两年来延安的文艺运动》中提出:“抗战文艺运动有两个中心任务:一、动员一切文化力量,推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二、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艺……就第二个任务来说,延安建立中华民族文艺的努力,是向着这样的方向走,内容是三民主义的,而形式是民族的……”[3]这段话不仅规定了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目的,而且为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对此,周扬有着更深刻的体会:“我们的艺术教育,文艺运动如果没有和新民主主义政权,和人民的军队,和工农大众密切而且直接地联系,艺术服务政治,就是一句空话。”[4]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经过三次大会和其余时间的分组讨论,正式确立了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方向、内容、基本标准和原则,以及展开运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其本质来看,延安文艺大众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一次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历史上的一次成功经验。从创作主体来说,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要求文艺创作者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全方位向群众学习,与工农兵融为一体。从创作内容来说,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一方面致力于构建完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坚持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民间话语的生命力。从创作形式来说,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要求文艺工作者向民间语言和民间文艺形式学习,促成了一批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如秧歌、平剧等的兴盛。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对各种文艺形态的整合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让文艺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话语的职责。在这一中心理念的指导下,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对当时的各种文艺观念进行了民族整合:第一,通过提炼和拔高,使主流文艺创作深入生活又高出生活,更加有效地团结广大工农兵群众,引导他们积极正确地进行革命。同时,通过改编、修饰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整合,使之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在工农兵大众中产生真正的普及、提高作用。第二,通过挖掘、提炼对大众文艺观念进行整合,在保留民间活力的同时,突出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其中,尤以经过鲁艺文人改造的秧歌剧为典型代表。第三,通过引导、教育对左翼文艺思想进行整合,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核心思想和“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影响了丁玲、孙犁等一大批精英知识分子的创作。从其实际效果来看,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时期的主流文艺创作呈现出繁荣景象,文艺家们在深入人民大众生活、学习人民大众语言、了解人民大众需求的同时,更对人民大众的生活进行了提炼和拔高,通过正面高大的革命人物形象和激荡人心的革命战争故事来激励广大工农兵群众。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或者表现抗日杀敌的爱国热情和英雄主义精神,或者描绘边区劳动英雄和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或者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来歌颂新社会的生活,塑造了一大批正面的艺术形象和故事,不断鼓舞着人民大众的革命热情和劳动热情,对当时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建设事业起到了积极的协助作用。为了这一目的,一些文艺作品的细节甚至被改变或者删减,如舞剧《白毛女》中,原歌剧中的杨白劳变得更具有阶级抗争精神,他不但没有被迫卖掉喜儿,而且在黄家来抢喜儿的时候举起扁担奋起反抗,直到被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世仁掏枪打死。同时,为了突出喜儿的反抗精神,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