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深受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从改造社会和国民的向度上理解并确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面对传统的惰性和革命的干预，他极力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以极大的勇气打破占主流地位的文学规范、写作模式，主动采取一种边缘性的文化立场，以一种与主流文化对话、反思的创作立场，将他的知识分子情调、文人创作个性表现出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样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惟工作方式既游离于朝野文学运动理论和作品所提示的标准以外，对于寄食的职业又从不如何重视，所以对普遍生活言，我近于完全败北。”沈从文：《从现实学习》，见《沈从文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168179页。一、五四余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目的是从思想解放入手的“社会改造运动”，反映在文学观念上便是启蒙文学观的产生。新文学作家们强调国民性的改造，指出立国之本首在立人，把对国民思想启蒙视为中国变革的中心环节。沈从文深受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清醒地看到了国民劣根性的种种病态，认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被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人类热情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由此表明了作者对五四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启蒙的继承和发扬。湘西世界不仅是沈从文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也是他精神的庇护所。沈从文1924年至1927年北京时期写的湘西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回忆性文字，写幼时栽花、吃腊八粥、走亲戚、逃学、逛街等，寄托对往昔乡间无拘无束生活的思念，回忆中散漫着淡淡的愁情别绪，具有文明笼罩下的感伤色彩和纪实倾向。这一切，基本超不出周作人等人开创示范的乡土小说、散文的格局和路数，与五四文坛盛行的乡土文学差别不大。另一类是在城乡对比中，讴歌乡下人健康优美的生命形式和雄强英武、自由自在的人性美，讽刺批判城市人委靡病弱的生命形式和冷酷自私的人性堕落。在湘西题材作品中，他极力歌颂乡间小民的心灵美、道德美和人性美，把国民性重铸的希望，寄托于对乡下人特有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描写和歌颂之中，认为要改造病态人生与人性，就必须弘扬淳朴粗犷的乡土文化和诚实善良的生命力旺盛的“乡下人”性格。从时间上来看，沈从文进京开始创作时，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已渐近尾声，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并为政治斗争服务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话语，而他却孤独执著地走在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启蒙道路上，并导致了与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主潮的某种隔膜与抵牾。二、文学商业化的反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到文学本身的语体层次，直接要求文学存在形式的变革。同时，与这种“文学文本之内的现代性”相对的是“文学文本之外的现代性”，即影响文学发展变迁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职业化的作家文人阶层的形成，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报纸、刊物和其他载体构成的传媒体制等等。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都市文学刊物已经为日后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们建立起市场和读者群。从而使得写作作为一种新的职业得到创立，作家作品所获得的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文学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能够赚钱的职业。在上海这个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大都市，文学的生产过程几乎完全受到商业的操控。沈从文对此深恶痛绝，与时代氛围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紧张关系，表现出对现代性的一些质疑和反思。现代性自身就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即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过程的现代性概念与审美现代性的尖锐对立。审美现代性产生于现代性内部，它强调与科学、伦理相对的审美之维，强调生命与感性原则在现代性知识谱系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而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与传统道德的目的。对现代性而言，审美既是其构成因素，又是其反对因素。这就使得现代性自身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形态。具体到中国语境，现代性的发生与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在现代性进程开始之初，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即已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弊端，对其产生了怀疑与不信任，这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反思现代性倾向。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