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麟，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电邮：shenguolin@fudan.edu。王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本文是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自设项目“媒介民族主义和科学传播”阶段性成果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ConflictsofInterestsandIdeasDisparities: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DiscourseandSecondCommunicationEffectintheDisputeoverRen’aiReefBetweenChinaandPhilippineShenGuolinisanassociateprofessorintheCollegeofJournalismofFudanUniversity,aresearchfellowintheCollaborativeInnovationResearchCenterofSouthChinaSea.Email:shenguolin@fudan.edu.WangQianisanundergraduateintheCollegeofJournalismofFudanUniversity.Thisworkhasbeenfundedbyaproject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ResearchCenterofFudanUniversitytitled“MediaNationalismandScienceCommunication”.CollegeofJournalismofFudanUniversity一、问题的提出对外传播指的是以外国受众为目标、由内向外的信息传播。对外传播是由“对外宣传”的概念演化而来的。我国在1949年以后，全面建立了对外宣传的机构与组织，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根据对外开放的原则，大力扶植对外宣传事业。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播学和国际传播的一些经典概念的引入，一些研究者开始用“对外传播”的概念取代“对外宣传”。但从“对外宣传”到“对外传播”，核心宗旨没有变化，即通过对外的信息传播，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为国家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使得国际受众更加了解我国，并且赢得国际受众对我国对外政策的支持。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传播方面投资甚多，而且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培养具有国际眼光的对外传播人才，与从前相比，我国媒体无论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但从整体来看，对外传播想要达到的目的还远远没有达到。许多学者也对我国目前的对外传播指出了诸多不足，如对外传播宣传味太浓（卢宜宜，2012：7），官方色彩浓厚，政治说教直白，缺乏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立场（何国平，2011：58），中国缺乏像西方国家那样庞大的媒体机构和先进的传播手段，中国对外传播技术落后，传播手段比较单一，影响了国际社会公众对中国的认知与了解，妨碍中国取得正面的国家形象（门洪华,周厚虎，2012：15）。从“对外宣传”到“对外传播”，意味着在对外信息传播的思路要转变，即从单向的、完全从传者出发的信息传播转向双向的、既从传者也从受者角度出发的对外信息传播。从受者出发，即增强国外受众对我国的接受度，提高我国在国外受众中的美誉度。从对外传播的操作层面上来看，就是注重对外传播的效果，以此来增强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形象塑造的媒体策略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现有媒体生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资源，增强实力，打造一批本国传媒的“航母”，形成权威性的传播机构，全面提升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在通过国内媒体向外传播的同时，借助西方主流媒体或国际化媒体反响进行“二次传播”（使其转播、转载），通过这种“二次传播”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扩大影响力（程曼丽,王维佳，2011：44）。在目前，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体系正处于初步建立时期，尤其需要“借船出海”，借助国际化媒体进行“二次传播”，来达到对外传播的目的。那么，我国对外传播中的话语结构究竟是怎么样的？我国媒体报道中国对外事务的“二次传播”效果究竟如何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本文将以2014年中国和菲律宾在仁爱礁的争端为例，研究中国对外传播在领土争端中的话语结构以及这种话语结构在菲律宾和英美主流媒体的“二次传播”效果及其原因。二、研究方法媒体影响受众对特定议题的认知，因为媒体总是以特定的方式呈现议题。媒体甚至为受众建构了一种虚拟环境（李普曼，1989：1），为受众提供了一种思考、理解和谈论议题、事件的方式。因此，研究媒体对议题的呈现方式显得犹为重要。本文以框架理论为主要研究思路：即分析文本中所采用的框架。框架理论（framingtheory）源于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onism）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