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青年教师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径研究三、大学青年教师发展的“制度失范”涂尔干认为，任何情况下，如果分工不能产生团结，而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阻碍了彼此的利益，那是因为各个机构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规范，陷入了“失范状态”。如果我们将各种规范体系或各种功能自发形成的关系构成一个确定的形式，就可以说，只要各种因素能够得到充分的接触并形成牢固的关系，失范状态就会较少的产生。[7]大学青年教师的发展困局无疑是一种“失范状态”。社会、大学和青年教师作为分工合作的三个基本要素，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可以互相促进和影响的牢固关系，制度上存在“失范”，匹配上存在“断层”。大学作为社会场域的一部分，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而非“中心地带”；青年教师作为大学场域的一部分，处于大学的“边缘地带”，而非“中心地带”。(一)社会对大学教师的认可和匹配程度通常来说，一种职业的社会认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地位，二是经济地位。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大学教师作为社会的“学术精英”，应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经济收入。然而在现实中，青年教师在这两方面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导致形成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研究表明，影响教师“社会认可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薪酬问题，经济上的弱势会导致阶层认同的偏低。[8]在本次调查中，针对“关于近年来教师的社会地位有何变化”的问题，有58.2%的青年教师选择了“降低了”，12.6%的被调查者认为“没有变化”，6%左右表示“不好说”；同时根据2013年全国大学青年教师现状调查显示，高达84.5%的大学教师认为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处于中低层，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该调查同时指出，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下降，使得青年教师的地位更加被边缘化。[9]与此相关的是国家给予高校教师较低的经济收入，2014年芝加哥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阿特巴赫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全球大学教师薪酬的国际对比中，中国大学教师以平均年薪8640美元排名全球倒数第三位。[10]国家对公共教育支出的比例较低以及平均人员经费占比较少是大学教师收入不高的直接原因。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公共教育支出比例直至2013年才达到GDP的4%左右；而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早在2001年已达到GDP的4.8%，古巴、哥伦比亚等国家甚至达到5.6%。[11]尽管近年来公共教育经费持续增加，但由于我国大学教师基数大，人均教师经费的实际差距远低于世界其它大学。以美国公立大学为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员经费占总运行经费的61.7%，密歇根大学为66.5%；而我国即使是政府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北大、清华)，平均人员经费也仅占总运行经费的36%。[12]每个国家的核心学术职业必须能获得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的薪酬，这是国际同行的共识。如果国家对大学拨付的保障性收入占比太低，很容易导致教师疲于应付基础性需求，无法安心本职工作。日本、韩国、古巴均有规定，高校教师的薪酬待遇应高于国家公务员；法国、意大利则根据“一般公务员薪酬指数”来确定教师薪酬并与物价指数挂钩。尽管一种职业的社会认可程度并不能完全以经济收入来衡量，但多国政府均以公务员的薪资标准来确定教师收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国对大学教师社会地位的重视程度。美国高等教育学家阿特巴赫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吸引高水平教师、提供稳定薪资的学术职业体系，大学就不可能实现高水平教学、科研创新及创建“世界一流”的使命。[13](二)大学内部对青年教师的认可和匹配程度大学教师系统是一个金字塔体系，自上而下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不同级别在金字塔中占据的位置，决定了其经济收入、学术资源、学术权力以及社会声望。随着层次的逐级变化，教师在教学任务、学术压力、科研条件、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认可标准是青年教师的压力源。从大学管理制度来看，学校对教师的认可程度主要从教学工作量和科研成果中表现出来，对应形式是职称晋升。青年教师尽管是教学的“负重者”，但真正的认可标准是“科研定成败”。在多数教师看来，“副教授”是道坎，无论发表文章、申请课题还是评报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