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京津冀雾霾合作治理演化博弈分析摘要当前京津冀地区在雾霾问题上面临环境外部性困扰和集体行动困境，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作为雾霾合作治理集体成员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割裂集体行动中收益与损失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纠正环境外部性市场失灵的政府失灵。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在京津冀三地政府执行雾霾合作治理规制行为上表现为私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动态重复博弈。针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执行状况，基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视角，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构建京津冀三地政府在雾霾合作治理执行策略的猎鹿模型、拓展模型的演化、随机和动态的博弈过程，探究地方政府执行雾霾合作治理集体行动的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探讨博弈主体行为演化特征和演化稳定策略，采用数值仿真方法分析不同情形下系统演化轨迹及演化均衡状态，考察随机因素对系统演化均衡状态的影响以及实现区域环境合作联盟的动态演化均衡机制。研究发现，京津冀三地政府在雾霾合作治理执行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区在区域整体中的环境偏好系数和搭便车收益与集体行动收益的比值。因此，中央政府要健全跨区域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为京津冀地区建立一致的区域环境质量标准，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在合作治理雾霾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收益，以立法的形式对约束地方政府承担环境治理责任的强制和选择性激励措施加以确定。此外，将雾霾造成的经济损失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雾霾治理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实现合作治理雾霾集体行动责任落实的帕累托改进。关键词集体行动；演化博弈；猎鹿模型；数值仿真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9-0056-10DOI：10.12062/cpre.20170518《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已出台3年之久，但现阶段京津冀地区仍然雾霾天气频发，重霾面积扩大。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区域环境污染本质上具有不可分割的（负）外部性影响。潘慧峰[1]发现北京和周边地区雾霾污染相互影响，北京对周边城市雾霾污染冲击的持续效应更长。环境污染区间溢出还不足以深刻反映这种负外部性的存在根源和深远影响，因为环境规制通常也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跨区溢出的（负）外部性。规制外部性是政治过程的一种结果，指一部分人通过集体行动对另一部分人施加的外部成本或收益[2]。王宇澄[3]研究表明我国省际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明显的跨界溢出效应，地方政府在工业二氧化硫、粉尘等治污减排成本大、环境规制正外部性强的污染物治理上存在搭便车动机。可以预见，地方政府在进行环境规制决策过程中将本能地表现出一种以邻为壑的福利倾向，单边属地管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不能达成一个满意结果。尤其是在区域分权的环境管理体制下，搭便车的环境行为使得一些地方将相对落后的产业转移到周边地区后，就认为与污染无关，不愿配合周边地区共同治污[4]。对雾霾污染的治理必须采取区域联防联控的策略，否则将出现区域间雾霾污染的“泄漏效应”，使得“单边”的治霾努力徒劳无功[5-6]。正如奥尔森[7]的集体行动逻辑揭示了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集体并非必然产生集体行动的根源在于集团内广泛存在的“搭便车”现象，为了克服这种“搭便车”困境需要设计强制和选择性激励的组织策略。因此，京津冀地区在雾霾问题上面临由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的双重外部性引致的集体行动困境，解决跨区域雾霾问题必须是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合作治理。1文献综述环境规制是一种区间公共品，国家或政府之间联合供给所签订的双边或多边协议是规制主体之间价值偏好和利益冲突的博弈过程[8-9]。??际上，针对各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形成国际合作规制与具体协议，众多学者设计方案开展气候谈判的博弈研究。Asheim[10]和Ostrom[11]分别从区域合作和多中心合作博弈视角设计气候保护谈判框架，Wood[12]基于非合作博弈视角分析了气候谈判中的搭便车现象导致的合作失灵，Mason[13]和Heitzig[14]分别通过增加惩罚和补偿手段来予以纠正合作失灵。近年来，国内学者针对环境规制主体的策略行为开展了广泛研究。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于中央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