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到韩非一法家管理思想的兴起先秦诸子中，法家的管理思想较为独特。它来源于诸子百家的争鸣，同儒、道、墨、名、农、纵横诸家都有关联,突出实用性和功利性。秦从变法到统一再到覆亡，就是法家思想的完整实践。法家以富国强兵为使命，其管理思想主张国家至上，立足于国与民的对立，以挤压社会作为国家崛起的代价，排除管理中的情感因素，可以把它看作古代的制度学派。在追求富强的方式上，法家主张统一思想，废私立公，弱民强国，君主独断。在具体管理技术上，法家在法术势的配合、奖惩的逻辑、驾驭臣下的手段等方面有行之有效的举措，不乏深刻犀利的洞见。法家管理思想中组织强大化、目标单一化、成员蚁族化的设计，具有高度的诱惑力，同时也构成了忽略教化、追求短期效应、排斥多元价值、把组织成员工具化的种种陷阱。从古到今，法家的管理思想在整体思路上被后人扬弃，但在具体管理方法和技能上那么因其实用性而一直被人们所重视。战国法家的谱系法家在战国时期曾经十分风光，显赫一时。秦始皇振长策而驭宇内，灭六国而成一统，全靠法家的治国之术。在管理思想史上，法家同先秦其他各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一定意义上，法家就是中国古代的制度学派。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称：“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那么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假设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J《汉书・艺文志》概括道：“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以国为本，富国强兵，需要统一行为和统一思想。商鞅把这种统一称为“壹务”、“壹言”，最后归结为治国举措的整齐划一。“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那么兵无敌，壹刑那么令行，壹教那么下听上J（《商君书・赏刑》）民间的各种思想，甚至各种伦理准那么和价值观念，统统都在禁绝之列。“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J（《商君书•农战》）商鞅给出的禁绝理由十分简单，就是认为这些东西阻碍了富国强兵。“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那么亡国不远矣。”（同上）“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J（《商君书・去强》）在其他篇章，商鞅把危害国家的东西称为“六虱”，六虱终究是什么，由于《商君书》的缺佚而解读不同，但大意很清楚。“六虱：日礼乐，日诗书，日修善，日孝弟，日诚信，日贞廉，日仁义，日非兵，日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之能犯也J（《商君书・靳令》）所以，商鞅主张去除危害国家的“五民”，即谈说之土、处土、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土。“夫治国舍势而任谈说，那么身修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之士，那么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土，那么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那么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那么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土佚且利，那么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那么田荒而兵弱J（《商君书•算地》）到了韩非，概括得更清楚，他把危害国家的五种人称为“五蠹”，包括学者、辩者（言古者）、带剑者、近习侍从（患御者）、商人和工匠。“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那么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痛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土，那么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J（《韩非子•五蠹》）尤其是儒墨两家，“儒以文乱法，侠以武乱禁”，更在剿灭之列。也就是说，国家只需要农夫和战士，其他一概都是祸乱之源。这种思路，在商鞅时表达为统一思想，到了韩非时就只能有一个思想。商鞅强调的是国家，而韩非就变成了“朕即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