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洋相》与《钦差大臣》互文性研究摘要：舒克申的《出洋相》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创作年代相差一个多世纪，文学体裁也不同，但我们还是能从人物形象体系、讽刺手法的运用以及结构布局等方面看出前者与后者有着诸多的契合点，值得深入思考研究。关键词：出洋相；钦差大臣；互文性[]：I106[文献标识码]：A[]：1002-2139（2016）-08-0-01互文性这一术语由法国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首次提出：“文本是许多文本的排列和置换，具有一种互文性：一部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它文本的若干部分相互交汇与中和”。[1]在她看来，一个文学文本相当于一个能指，一个词，它是对某个所指、某个对象的表达。文本空间是若干文字的对话，也就是作家与先前的或者现在的文本的一种对话。互文性是“将历史插入到文本之中，以及将文本插入到历史当中”。[2]文本吸收了已有的文本，然后再重新加工已有的文本，并以此创造出新的文本。俄国文论家巴赫金比较推崇对话理论，他第一个在文学理论中提到：“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3]《出洋相》是舒克申于1970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讲的是农村人格列勃对衣锦还乡的副博士夫妇百般刁难、使他们出尽洋相的故事，以此来表现乡下人和城里人各自的道德缺陷。《钦差大臣》是果戈理于1836年发表的一部讽刺喜剧，讲的是沙皇时期一群外省官吏把一个来自彼得堡的纨绔子弟误认为钦差大臣，闹出了很多笑话，辛辣地讽刺了沙俄官僚制度的腐败现象。笔者认为这两部作品之间的互文性体现在人物形象体系、讽刺手法的运用以及结构布局这三个方面，下面就从这几个方面分别阐述。一、人物形象体系一部小说的人物形象体系是指进入作品的主要人物的性格史及全部人物关系与运动的总和。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只有主人公是不行的，次要人物可能对主要人物起辅助、陪衬的作用，或是成为其他人物活动的背景，为主要人物的活动提供条件。《钦差大臣》的中心是赫列斯塔科夫，其他人都是被嘲笑讽刺的人。而主人公在讽刺他人之余，自己也成了笑柄。果戈理在谈到《钦差大臣》的创作意图时指出：“我决定把我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聚成一堆，……我决定同时嘲笑这一切”。[4]赫列斯塔科夫就是“撬动整个地球”的杠杆，通过他来展现当时俄国社会的黑暗。《出洋相》中的格列勃，每逢有在城里工作的文化人回家探亲，就专门来找茬出人洋相，但同时他也暴露在读者的视野中，成了被议论诟病的人。《钦差大臣》中的其他次要人物是烘托主人公的大背景，通过外省官员与赫列斯塔科夫的关系塑造了官吏的群像，揭露了整个官僚机构。《出洋相》中副博士夫妇以及村里爱看热闹的男人们，都是作为主人公格列勃出场的大背景而存在的，“……有些男人还巴不得格列勃来出某个名人的洋相……简直就像去看戏一样。”[5]这些爱看热闹的人助长了格列勃的虚荣心，同时也塑造了一群精神上有缺陷的乡下人形象。二、讽刺手法讽刺是以真实而夸张的手段，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对讽刺对象本质的批判。《钦差大臣》中自称不贪图名利的县长，却是一个营私舞弊的笑面虎。《出洋相》中格列勃在讨论哲学上精神和物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自己却把想表述的单词“辩证的”（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搞错成“战略的”（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其实格列勃无非是想显摆一下，却总是在教训城里人“要经常脚踏实地到下面来走走”，“不要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谦虚，应该谦虚点……”。[6]每次格列勃“教训”完城里来的文化人，都是这样离开。正是借助这种讽刺，把格列勃的缺点都暴露在大众视野中，给了格列勃一个无情的否定。三、结构布局《钦差大臣》和《出洋相》都运用了前后呼应的结构：最后的场景又回复到第一场景。《钦差大臣》第一场以县长的“钦差大臣快到我们城里来了”开始了整部戏剧的剧情，最后一场以宪兵的报告“奉圣旨从彼得堡来的官员命令你们立即前去”为结尾。这句话让所有观众仿佛就回到了这场戏剧的开头，给观众和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出洋相》开头就讲述了格列勃成功羞辱了一位上校，并得到村里人的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