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误读、偶合以及创造性转换的可能作者：金安平姚传明《新视野》2007年第5期无需讳言的是，在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时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是面临着很大压力和矛盾的。所以人们既渴望走出一条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以摆脱西方民主化的控制，同时希望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能够得到西方主流民主理论的认可和接受。因此，一边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又一边挖掘论证它与西方传统和成熟的民主理论的可能关联，便成为许多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民主问题时候的焦虑和内心期盼。DeliberativeDemocracy作为西方政治学和民主理论中一个较为边缘的领域，在中国自被翻译成“协商民主”后立即产生了“协商民主热”。就是最好的证明。人们引用协商民主论者的话语“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非投票”来为中国特色的民主寻找一般性与普适性理论的支持，来论证不以竞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特色民主道路的超前和优越。由此看来，当前中国出现的“协商民主”的讨论热潮，就不仅是因为近几年集中译介了一批“协商民主”的著作，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产生的“知音之感”和“共鸣”。但西方民主理论界真的出现了协商民主的理论转向吗?这种转向的本来意义是什么?中国的民主政治在哪些方面和多大程度上与西方的“协商民主”偶合因而产生了共鸣?如果说这一理论可以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某些启发，那么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中国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转换?一、西方“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误读从目前中国有关对“协商民主”及其与中国政治制度安排的相关研究来看，“协商民主”在几个方面遭到了不恰当的解读，对这些误读需要澄清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1．此“协商”(consultation)非彼“协商”(deliberation)在中国提到“协商民主”，很自然地首先就会联系到在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协商制度，并用这一实际运行的制度安排来论证我们做的就是“协商民主”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协商民主”所使用的概念加以考察就很容易区分它们的不同。所谓西方协商民主中的“协商”(deliberation)，从词义上看，实际上包含看“慎思”(consideration)和“讨论”(discussion)两个方面的含义，deliberation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在适当讨论之后，个人依据其学识和良知在对相关证据和辩论进行充分思考的情况下决定支持某一集体行动的过程。［1］它不仅反对不假思索的决策，更反对为了个人或团体利益而进行讨价还价。正是从这一意义上，deliberati0n(或deliberative)这个单词在此前的译著：中，多被翻译成“审议”或“慎议”，意为“审慎地讨论”，这基本上符合deliberation两个方面的含义。但自2001年中央编译局的陈家刚博士将其翻译成“协商民主”之后，“协商”的译法开始流行起来，而误解也就开始产生。如果仅从翻译的确切性来考虑，就如中国人民大学谈火生指出的，将DeliberativeDemocracy翻泽成“协商民主”不仅没有考虑到“慎思”的含义，甚至将协商民主论者所反对的“讨价还价”、“相互让步”的意味包含了进去。［2］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行的翻译一直是ChinesePeople’sPoliticalConsultativeConference(CPPCC)。consultation(或consultative)意为咨询，这很符合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政治安排中的实际角色和作用，但咨询与西方“协商”民主的理念明显不同。另外，西方的“协商”民主更多的是一种理想追求，它属于价值层面的信念；而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则明显为实际运行的制度安排，属于经验层面的设计。因此，协商民主中的“协商”并不同于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协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安排中同样包含了一些协商民主所追求的理想因素，也正因为此，才有利用中国政治的本土资源和按照中国的政治习惯，将“审议”(deliberative)翻译成协商的事情。2.边缘而非主流，理想而非现实自DeliberativeDemocracy被翻译成“协商民主”理论后在中国立刻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而且这个反响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学术界，出现全社会的“协商民主热”。大家普遍的印象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