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芳吉教育思想的儒学渊源摘要：在以质疑和否定儒学为基调的20世纪初期，吴芳吉的教育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儒学色彩。为使儒家“诗教”与“礼教”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吴芳吉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在追溯吴芳吉儒学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文章分析吴芳吉的性善哲学与文学教育观的密切关联，并从道德哲学的层面析解吴芳吉伦理教育观的具体表现，展示吴芳吉儒学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关键词：吴芳吉；儒学；性善说；诗教；礼教：G649.29文献标志码：A：1008-5831（2017）06-0152-07晚清以降，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反传统的思潮一直贯穿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支配中国人思想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儒学思想。随着中国传统制度走向瓦解，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儒学思想失去了在现实社会中的立足之地，“儒学已整体上退出了政治、教育领域，儒学典籍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不复为知识人必读的经典，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两千年来第一次置身于没有‘经典’的时代”。作为制度建构的儒学遭遇了空前的挫败和崩溃，但作为文化意识的儒学却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以伦理精神的“内圣”（道德的自我完善）形式构成了中国20世纪多元文化思潮的一极。在儒学已然“污名化”的民国初年，以诗人名世的吴芳吉以其宗守儒风的勇气和强烈的士人情怀而备受瞩目且影响深远，时人有“其置身力行处，直当厕诸宋儒之列。一种毅然以天下为己任之精神，虽宋儒不及也”之誉。吴芳吉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包括社会教育），先后在数所大学任教，参与创办了重庆大学，在民国初年的教育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作为坚守中国文化传统的教育家，吴芳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带有鲜明的儒学色彩，注重“诗教”（文学教育）和“礼教”（伦理教育），并以之作为教育改良的基石和匡正人心的途径。笔者试图返回思想现场，揭开吴芳吉为诗名所掩盖的儒者身份，探讨其文学教育观和伦理教育观的儒学渊源，并可为当今大学人文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镜鉴和现实启迪。一、思想渊源与蜀中交游历史学家陶元珍赅要地指抉出吴芳吉儒学思想的渊源：“先生为学，宗横渠、二曲、船山、罗山。”考诸吴芳吉一生形迹及教育活动，陶元珍的看法大抵可以成立。约略言之，张载、李颐之影响萌芽于吴芳吉早年求学时期并终身奉行，王夫之、罗泽南之影响则要晚至吴氏客居湖南长沙执教于明德学校之时。吴芳吉弱岁求学于江津白沙聚奎学堂，其时，新学初开，旧学犹盛，课程多授以《诗经》《左传》《孝经》《方舆纪要》《文献通考》等古典课程。相对于开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新式学堂，僻居西南一隅的聚奎学堂保存和收藏了较多的传统典籍，其所延聘的教师亦多深具儒学造诣，其中就有吴芳吉深为服膺的萧湘和唐定章。在聚奎校内，萧湘与唐定章齐名，吴芳吉称二人性情、气度大异：“唐先生生性谨严，而萧先生生性旷达。唐先生之学在克己复礼，近于荀况；萧先生之学在养吾浩然，极似孟轲。”吴芳吉持身、立志深受二人影响，谓萧湘“启人大节”，唐定章“着眼细行”，为其思想定型之肇因。若从宋明儒学对孔孟元典儒学的承接和发展来看，萧湘所表现的孟轲气质使得吴芳吉对横渠之学情有独钟，盖因张载对孟子的心性论多有继承和发展；唐定章所标举的荀子之学、二曲之学则让吴芳吉固守“礼教”的真正精神，在道德层面不断臻于至善之境，熔铸出儒家君子的人格风范和淑世志向。检索吴芳吉现存的诗文、日记、书信，我们不时可以窥见李颐等儒学先贤的余泽与感召，他在诗作《戊午元旦试笔》第四首即表达了早年对二曲之学领悟不力的憾意：“悔教幼年胆气粗，新从圣贤致功夫。平生不为兴亡感，奇恨儿时不读书。”诗后自注：“第四首一二句，由李二曲悔过自新说得来。其略日：悔而又悔，至于无过之可悔；新而又新，至于日新之不已。某少时修养，得此之益不浅，故念念弗能忘之。”吴芳吉一旦窥见二曲之学的精义所在，则一心笃行，亲身践履，并依据个人的日常体验对“悔过自新”之旨进行了切近而精炼的阐释：“悔而不新，终是枉悔；新而不悔，亦是枉新。惟时时知悔，时时向新，悔以追补既往，新以策励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