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到底算是“大恶者”，还是正邪两气在人间的交汇，兼有善恶，像曹雪芹所说的，“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大恶者”，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让山河破碎，让百姓受难。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上海租界的报纸天天刊文，慈禧几乎被唾沫淹死。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一书中说：“此等论说，显为在逃党人之所鼓动。”([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4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辛亥革命的当口，出于号召革命的需要，革命党把火力直指满族政权，“排满”成为革命最显著的招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则成为革命的首要目标。而慈禧，无疑成为满族政权最邪恶的化身。这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的延续，无疑与现代革命观念相抵牾，这种民族主义冲动，模糊了革命者建立共和平等政治的目标。“文革”降临，不仅慈禧成为全民公敌，封建黑恶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厄运，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为主角的电影《清宫秘史》。可见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她本人的想象。这部影片由唐若青、周璇、舒适等主演，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1948年拍摄，1950年在内地上映，到1967年，却因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而闻名全国，也为打倒刘少奇提供了一把利器。有意思的是，这一年，“北京革命群众”集会批判《清宫秘史》及其吹捧者，地点正是在紫禁城的正门——午门广场上。[page](图注：《清宫秘史》剧照)“文革”终于结束了，但慈禧并没有休息，这一次她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靶心。1977年1月18日，“祸国殃民的叶赫那拉氏慈禧罪行展览”在乾清宫东、西庑开幕，展品1018件，展览面积1015平方米。此时的慈禧太后，已不再是“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同伙”，而成了“红都女皇”的化身。为写此文，我从故宫博物院的档案库里，找出了当年的展览档案，包括展览筹备意见、解说词(手稿和打印稿)等。其中，《关于筹备慈禧罪行展览开放工作的意见》这样写道：“在当前举办慈禧罪行展览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有助于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党罪行，尤其是揭露野心家江青梦想当女皇帝而吹捧慈禧的罪行。这样一个展览只能搞好，这个展览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是看这个展览的内容、展品的选择，文字的说明但是有没有生动有力地口头讲解，也是条件之一，否则也会影响展出的效果。尤其像关于慈禧罪行这样的展览，如果不注意口头宣传，有可能产生付(副)作用，甚至成为对慈禧的颂扬或只是满足部分观众的好奇心，这样就不能达到展览的预期效果。”(《关于筹备慈禧罪行展览开放工作的意见》，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36z。)在《慈禧罪行展览讲解稿》中，慈禧被叙述成这样一个人物：“慈禧是清末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夺取封建王朝最高统治权力，阴险地演出了一幕幕宫廷政变的丑剧。”“那拉氏搞政变上台，是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结果。她适应了帝国主义和大地主、贵族官僚，以及洋奴买办阶级的需要，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慈禧罪行展览讲解稿》，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23z。)展览分成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那拉氏是个权欲狂”，分成如下几个小节：“八大臣辅政，那拉氏心怀不满”“策划于离宫，点火于北京”“为搞政变，夺取兵权”“利用历史，大造舆论”“政变成功，粉墨登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成年，慈禧假交权”“立小傀儡，为掌大权”“心毒手狠，独自专权”“囚禁光绪，公开训政”;第二部分“那拉氏是个卖国贼”，分成如下几个小节：“那拉氏一上台就加紧勾结帝国主义”“那拉氏在中法战争中的卖国罪行”“那拉氏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卖国罪行”“八国联军的侵略和那拉氏的卖国罪行”“签订辛丑条约，彻底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那拉氏在日俄战争中的罪行”“那拉氏崇洋媚外的丑态”“那拉氏出卖了我国大量主权”;第三部分“那拉氏是个刽子手”，分成如下几个小节：“那拉氏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那拉氏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罪行”“那拉氏镇压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