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剑”与复仇——读鲁迅《铸剑》由于鲁迅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由此而奠定的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专著特别多。不过，就我个人比较狭窄的阅读经验来说，针对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及《野草》的研究之作非常多，而《朝花夕拾》，特别是1936年出版的《故事新编》则没有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也许是作者一再对自己的这部作品所作的保守的自我评价影响了人们对它的进入。如1936年2月3日在致增田涉的信中，鲁迅就曾说“《故事新编》是根据传说改写的，没有什么趣味。”类似的信还有几封，这里不一一抄录。然而这种自我评价是否就可以算是对这部作品的“盖棺论定”呢？因为，一则作者可能给朋友们的信中是带有谦虚之意的，二则即使排除作者故意自谦的可能，按照现代理论来说，作品本身的价值并不总是与作者的自我期许是一致的，也许它违反了作者的原意，但却可能在另一方面显示出丰富的内涵。因此，笔者不揣浅陋，选出《故事新编》中的一篇《铸剑》来作一点分析。关于《铸剑》，鲁迅先生在给朋友们的信中也曾提到过几次，例如在1936年2月1日致黎烈文信中说：“《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同年3月28日致增田涉的信中又说：“《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因此，在作者看来，《铸剑》与《故事新编》中的其他篇目确实是不一样的，至少在作者创作时是如此。从信中看来，这不一样的地方指的就是有别于“油滑”的“认真”。作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就说到：“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但这里的“油滑”与“认真”指的当然不是创作态度，而毋宁说是对新手法的利用上的考虑，所以“认真”就应理解为对传统手法的应用。确实，《铸剑》这一篇除了后面写到王妃、大臣们在辨认王的头颅时的那一段稍有戏谑之意外，其他部分都是非常严肃的。而其他篇目中，如《补天》中对于那些人物形象的处理以及那两个用铁片包起来的人所说的话、《理水》中“文化山”上那些学者们的古怪之谈、《起死》中庄子与汉子之间的纠缠不清等都有一种嬉笑怒骂的东西在里面，这可能是作者在信中单单提到这一篇的原因。《铸剑》无疑写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关于复仇，鲁迅先生曾多次写到，比如《野草》中的《复仇》、《复仇（其二）》以及他去世前不久所写的《女吊》等，这些里面写到了鲁迅先生一贯所关注的民众的麻木以及一种伟大的复仇精神。我们将看到，《铸剑》所写的既有与以上几篇相似的地方，更有不同的地方，显示了鲁迅先生对复仇这一主题更深入的思考。《铸剑》的“故事”是“古已有之”，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过它的出处。而与《铸剑》中故事的年代几乎同时还有一个伟大的复仇的故事：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壮慷慨。然而这个故事中却根本没有荆轲刺秦王中的那种悲壮高歌、快意恩仇之感，读完全文，感觉不到一种伟大的复仇的快意，相反倒仿佛若有所失。这是为什么呢？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最初于1927年4月、5月发表在《莽原》上，题为《眉间尺》，1932年在编入作者《自选集》时改为《铸剑》。这一改动无疑是有原因的，从改动前后的对比来看，应该是为了突出“铸剑”或“剑”；然而在作品中“铸剑”却并不是主要内容，相反这是一个典型的复仇的故事，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如何弥合呢？我认为，这里的“剑”当然也指物体的剑，但更指的是“精神之剑”即“复仇意志”，而“铸剑”也就是“铸造”复仇意志。干将铸造了这两把剑，同时也就种下了复仇的种子。这两把剑最后毁灭了眉间尺、黑色人和王，而实际上毁灭他们的却是复仇的意志，是仇恨。人铸造了仇恨，然后又亲手用这种仇恨毁灭了自己。所以我认为，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作者的过人之处：在这篇小说里，他不仅宣扬了一种复仇精神，号召人们去行动；同时还对这种复仇与行动进行反思与置疑，因为这种对象性复仇在毁灭对象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并且毁灭自己的不是对手，而正是自己的复仇意志，或者说仇恨本身，而复仇的意义却难以真正确立，复仇最终成了抽象的行动，没有意义。这篇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即眉间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