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战争教堂-教堂的战争直到现在，教堂在普通人的意识里，依然是西方宗教文化的典型代表。所以，回到19世纪，当重庆有了第一座教堂，那时的民众面对这个建筑肯定非常疑惑：如此传统的西方宗教文化建筑，为何要远涉重洋来到重庆这个古老的东方城市？它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吗？重庆的第一座教堂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宗教发源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并逐渐发展成为“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三大派别。传入重庆最早，影响最深的便是天主教。早在16世纪末，也就是中国的明代后期，罗马天主教廷便有组织、有计划地选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由于得到皇帝的信任与默许，耶稣会传教士逐渐由沿海深入到内地，而重庆所在的巴蜀地区是天主教最先到达的内陆地区。根据《圣教入川记》一书记载1644年前后，耶稣会传教士安文思等人，由杭州经由成都到达重庆传教，洗礼信徒，“上帝”第一次被带到了山城重庆。差不多与此同时，张献忠占领全川，并称王建国。传教士经人推荐进入张献忠帐下，并向张献忠进献了当时欧洲最为先进的天球仪、地球仪、日冕等天文仪器。据说他们的地球仪大到足要二人合抱，上面详细地描绘了五大洲和列国。不知是西方的仪器太过精妙，还是张献忠决心从善，总之这位杀人如麻的大西王对两位传教士礼遇有加，甚至尊为“天学国师”。可以想象，如果张献忠能够守住他的半壁江山，天主教或许还有机会被奉为“国教”。天主教作为基督宗教产生最早、教众最多的一派，内部教义纷杂、教团林立。最先进入重庆的天主教团耶稣会，秉持尊重当地风俗的传教理念，并不要求信众严格按照西方人的方式生活。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人士，都穿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服饰，并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尊重中国传统的习俗与信仰。他们的传教并没有引起当朝政府的敌视，天主教得以在这种默许与宽松的环境下，迅速发展。清康熙四十一年，教会在重庆的光华楼购买下了一栋房屋，重庆有了第一座教堂。可惜，好景不长，随着耶稣会在天主教内部的日渐式微，其他教开始逐渐进入重庆，其风头盖过耶稣会。到乾隆十八年，教皇本笃正式将四川地区的传教权授予巴黎外方会，重庆成为这个法国教会的势力范围。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以至于清代后期到民国时期，重庆的天主教神父绝大多数来自法国。巴黎外方会在天主教内部是一个极为保守的教派，向来刻板、保守，要求信众隔断与社会的联系，严格遵守罗马教会的礼仪，不准信众祭祖，甚至中国人最为看重的婚礼与丧葬也要严格按照宗教礼仪。不遵守礼仪的信众要当众忏悔，更有甚者要被处以鞭刑。严苛的教规，加之政府对天主教的禁止，造成百姓对天主教极为排斥，甚至误传。这也就为日后大规模的民教矛盾埋下了伏笔。第一次“重庆教案”近代固步自封的中国被坐在蒸汽机上的西方列强远远甩在了身后。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国家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数百年的自由传教权。天主教伴随着西方文明的铁蹄席卷了整个中国，而在已经成为重要教区的重庆，天主教更是得到了空前发展。传教活动不仅仅局限于城市，广大的乡村也被纳入传教的范围，西洋的大尖顶如雨后春笋般在重庆的城乡间拔地而起。然而这种建立在不平等条约下的传教活动势必与侵略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建设教堂，法国传教士往往强买田地、低价勒索，甚至霸占会馆、书院、庙宇，强行修建教堂。据历史资料记载，那个时期仅仅法国的外方会在重庆侵占的田土就有近十万亩。这一系列的行动激起了从士族地主到普通农民的极大不满，加之长久以来对天主教的排斥与误传，大规模的反教运动已经不可避免。1863年，巴黎外方教会依仗不平等条约，想要拆毁当时重庆城内最大的佛教寺庙长安寺，建设天主教堂，而设于其中的八省会馆要被迫迁移。这引起了八省移民与佛教信众的极大怨愤。1863年3月，上千名八省会馆的团勇和群众，将当时重庆城内最大的天主教堂真元堂捣毁，史称“第一次重庆教案”。这次教案后，官府出面调停，八省会馆赔偿法国教会白银二十余万两，并“另行卜地建修教堂”。重庆教案非但没有阻止西方列强在重庆的传教，反而使法国教会获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