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律的弊端与秦朝的灭亡秦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成文法。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善的法律。正是始定于商鞅的秦律使原处西陲小国的秦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并在迅速崛起后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但秦律的固有弊端也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秦在统一后短短十五年即告灭亡，是否与秦律的弊端有关呢？一、商鞅变法的进步作用秦孝公时，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进行法制改革，制定了秦律。新法的推行促进了秦朝生产力的发展，使秦国迅速崛起，从而为秦国后来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据《史记》记载，“变法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以致于后来“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1]对于商鞅变法的进步意义，司马迁引用了秦国后来的客卿蔡泽的评论“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蓄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2]对于商鞅变法的进步作用，自古至今，多有评说。韩非子曾说：“秦行商君而富强”[3]《新序》中有言：秦之“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为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4]《盐铁论》中评论说：“秦任商鞅,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5]东汉王允也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6]杜佑在《通典》卷十二《食货•总论》中讲：“历观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所有的这些，都说明秦统一大业的完成，与商鞅变法有着直接联系。虽然商鞅变法的进步作用的毋庸质疑的，但是商鞅制定的秦律本身，是存在着不少缺陷和弊端的。秦统一后，秦律逐渐走向极端化，商鞅变法的缺陷和弊端被扩大到了极点，进而促使了秦的灭亡。二、秦律的弊端（一）从“事皆决于法”到“事皆决于上”法家思想的基本主张是“缘法而治”，目的是要改变西周以来的“礼治”传统，用法律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基本甚至唯一手段。商鞅极力倡导法治，把法作为治国的根本。“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7]在此基础上，商鞅对法治大加发挥，提出：“圣王者不贯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己矣”，[8]明主忠臣“不可须臾忘于法”,“法任而国治”，[9]“以刑治民则乐用”。[10]商鞅变法强调的是“均布”，即注重法律的普遍遵守和实施。自此以后，秦的几代君主均沿袭不改，厉行法治。到后来，“缘法而治”更发展为“事皆决于法”的原则。为此，秦国加强了成文法的制定，从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可以看出，秦制定法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从政治到经济，从生产到生活，一切皆有法式。[11]从表面上看，“事皆决于法”讲究的是在法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的是贵族特权。但事实上，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并不是绝对的人人平等的法治。因为作为统治者的君主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君主集中、垄断了所有权力，是最高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及名号、教育、思想权力的占有者。“法自君出”，法的作用，主要是维护封建国家的社会秩序，巩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因此，秦在强调厉行法制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强着君主在政权中的法律地位。尤其在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更是把君主专制发挥到了极致秦始皇自认为自己就是“法”的化身，集立法者、执政者、司法者于一身。在中央体制上以三公九卿制度来拱卫皇权，通过分化事权、彼此制衡、监察相司的原则强化中央集权与皇帝专权。[12]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及名号、教育、思想大权被他紧紧抓在手中。如果说先秦法家在强调君权至上的同时,还注意到法的公正权威,那么到秦始皇时期，法却是以维护君权至上为惟一目的,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事皆决于法”逐渐演变成为“事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