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看中国改革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院杜赞奇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行至今，最迫切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创建出一套新的制度，既能保持地方的活力，规范其越轨行为，但又不会让社会和本地社区付出代价；如何制定出一套法治机制，既能维系地方的社区伦理，又实际可行；如何能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达致彼此真正的沟通。我要强调的是，提高透明度与问责性，是中国各级政府当下首要的任务，只有建立起一套既对最高政权机关也对本地民众负责的地方调节机制，中国才不会重蹈民国时期的覆辙。让我先谈谈我这个演讲题目??“从历史和比较的观点看中国改革”。顾名思义，我这场演讲是关于中国自1978年开始推行的改革的。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较早前邀请我就这个题目作了一次主题演讲。当收到他们的邀请时，我不禁问道：“你们不是有很多经济学家吗？为什么经济学家要向一个历史学家请教呢？他们能够学到什么呢？”然而，结果是他们听得挺津津有味的。我想这是因为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跟他们谈中国经济，我也十分希望这样的演讲能引起一些相关的讨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话题，我希望既能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去讨论，也能从一个生于印度的人的眼光去审视。我在印度长大，对印度的改革和社会发展也感兴趣，这就是我所指的“比较的观点”的立足所在了。在北京那次演讲上，我被问及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改革成功的理由何在？”我认为，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其成效之显著和影响之深远，是近代亚洲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甚至在近代世界史上也堪称空前。在近代亚洲史上，日本的明治维新可说是最重要的一次改革，时至今日，我们在日本还可以感觉到明治维新的余绪。当然，领导是否得人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很多方面均目光远大，且作了不少重大决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决定与内部改革不太相干，但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却息息相关。这个对世界影响深远的决定就是：将政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与经济脱钩。如果你明白“脱钩”这个词，你就应该知道它的意思是把经济与政治完全分离开来。在许多国家，经济和政治总是形影不离。一旦让政治与经济脱钩，就无异于说：“是的，我们的确有这些政治问题，不过，我们暂且将之搁置，先解决经济问题再说吧！”这样的决定，使中国与印度、日本，甚至美国的关系都变得截然不同。当然，政治问题总会有一天重归的，但就是在这个政经分离的阶段，新的利益集团和互相依存的关系出现了，人们有了经济联系，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其他国家也开始学习“脱钩”的政策。我们见到印度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学习了，尽管她有时并不十分善于此道??因为对印度来说，政治议题的确很重要，我们不想把它完全脱离于政府的议程之外??然而，好些政治问题呈现恶化的倾向，我们也希望把它与其他问题脱钩。除了领导得人之外，我们还需要明白中国具备哪些深远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造就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首先，我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既具备一些长期积淀下来的条件（比如说，中华帝国晚期的企业家传统，这一点我会在下文论述），也具备一些较短期的条件（比如说，社会主义时期所奠定的某些基础），都是与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的。我们需要明白社会主义如何根植于中国并且成为日后改革的基础。其实，社会主义建设为改革开放奠定的某些基础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政府为人民的健康、教育（包括技术教育）、生活水平等所订下的指标，是很少第三世界国家能够企及的。这段时期也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培育了训练精良、条件不俗的劳动力。总之，社会主义时期的许多成就，对中国的改革功不可没，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我认为这段时期积累的一个最不可忽略的要素，是国家社会动员的能力。中国在当时有着一个强大的党的组织，深深地植根在农村和城市之中。国家有足够的动员人民的力量，当要推行什么计划时，就会到农村去动员庞大的人力资源为其服务。尽管有些计划诸如“大跃进”是徒劳无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