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经济发展新趋势对税制改革的要求服务经济发展新趋势对税制改革的要求摘要：本文在梳理服务经济发展六方面趋势的基础上，结合上海在发展服务经济过程中遇到的税制瓶颈问题，分析了服务经济发展对税制改革的新要求，提出了改革现行税制、放大“营改增”试点效应、统一服务业与工商业税法、构建公平税收环境、提升征管和服务水平等政策建议。关键词：服务经济税制改革税收政策大力发展服务业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上海按照“高端化、集约化、服务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方针，加快发展服务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从2010年的57.3%上升到2013年的62%。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离不开适宜的税制环境，上海在探索过程中遇到的税制方面的制度性缺陷和矛盾也较为突出。通过对上海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将为深化我国税制改革提供借鉴。一、服务业发展新趋势对税制改革的要求（一）服务业专业化分工和协作趋势明显，需要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的税制安排倾向于制造业，制造业采用增值税，增值税对产业分工有保持“中性”的特点；而服务业采用具有重复征收性质的营业税。在我国服务业发展较为落后、中间环节少时，重复征税的问题矛盾不突出，但随着服务业发展，分工协作成为趋势，流转环节增多，使得重复征税问题愈发突出。重复征税抑制了服务企业之间的分包、转包和外包，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在上海较为典型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012年上海率先试点“营改增”之后，重复征税问题有所缓解，但受试点行业局限和地区局限影响，抵扣链条还不系统、不完整，该问题仍需进一步破解。（二）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分离趋势明显，需要解决流转税制不统一问题产业间流转税制不统一，中断了增值税抵扣链条，使生产企业选择将服务职能内置化，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也限制了制造企业外购生产性服务需求。以研发机构为例，如果其研发成果缴纳营业税，这些为制造业提供的服务将不能享受进项税额抵扣，导致制造业企业不愿意让研发中心独立成为专业化公司，阻碍了主辅分离和做大、做强。在上海“营改增”试点之后，虽然为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但操作中部分企业主辅分离后，由于一些分离出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难以达到原来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无法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从而影响了企业实施主辅分离的积极性。（三）服务业平台化、网络化趋势明显，需要明确相应的税收政策当前服务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这些企业大多具有平台经济、网络经济的特征，由平台型企业演化出平台经济产业已成为趋势。其商业模式很多具有总集成、总承包、综合性强的特征，很多属于交钥匙工程，即一家总揽，多家合作完成，这种模式覆盖行业广，关联方众多，很难用现有的行业分类进行准确界定。在税务实践中，对这类涉及多个行业的业务，跨越了交易平台、支付平台、媒体平台、服务平台等多个平台，其中既有属于增值税征收的内容，又有征营业税的劳务，如何界定、如何征管较为困难，给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均带来困惑。（四）服务贸易国际化趋势明显，需要改革服务出口税制出口退税是国际通用原则，1980年我国开始实行货物出口退税政策，但对服务出口退税问题，除了近期对先进技术企业离岸外包业务收入可以免征外，其余均按规定征收，没有获得与货物出口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服务出口贸易与产品出口贸易政策的不对等，使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被进一步削弱，不利于服务贸易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在上海“营改增”试点过程中，针对这一问题，在方案中明确提出，国际运输服务、向境外单位提供的研发服务和涉及服务使用增值税免税或零税率。（五）服务业高薪酬待遇、高人力成本趋势明显，需要优化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税制设计现代服务业较多依赖于人才和创新，但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偏高，我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45%，是香港、新加坡的2倍以上。以上海为例，一位年收入200万人民币的金融高管，要缴纳个税70万，税负率在35%左右，为了留住人才，企业往往采取境外付薪方式避税。高税率一方面制约了国际人才的引进，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