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广瑞.全球旅游伦理规范[J].旅游学刊，2000，03:71-74.[2]夏赞才.《全球旅游伦理规范》的脆弱基础和错误主张[J].伦理学研究，2007，06:47-51.[3]王凤琴.旅游伦理规范问题探讨[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07，12:21-23.[4]王健民.从旅游规则视角看北大限客事件[N].中国旅游报，2006-08-04004.[5].全球旅游伦理规范核心理念摘要[J].人与生物圈，2011，02:39.[6]谢礼珊.旅游企业伦理规范的有效沟通[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04:71-73.[7]吴威.联合国“全球契约”:全球企业伦理规范[J].企业文化，2003，09:25.《全球旅游伦理规范》的脆弱基础和错误主张基于世界旅游组织(UNWTO)预测全球国际旅游在21世纪头20年将增长两倍，为了实现旅游地居民的最大利益和尽可能减少旅游对环境和文化遗产的负面影响，UNWTO深信需要一个《全球旅游伦理规范》，在新世纪到来之时为世界旅游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参照框架”和“游戏规则”[1]。1997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UNWTO大会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负责起草《全球旅游伦理规范》(下简称《规范》)。随后，由来自葡萄牙、马来西亚、巴西、埃及、伊朗和凡蒂冈的代表组成特别委员会，筹备起草《规范》文本。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在UN-WTO秘书长弗朗加利的主持下，通过广泛征求UNWTO各地区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联合国相关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产业代表的意见，于1999年夏完成了《规范》的最终文本。1999年10月，《规范》文本在UNWTO第13次大会获得107个与会成员的“一致通过”，并于2001年12月21日得到联合国大会决议(A/RES/56/212)的核准。尽管《规范》文本中所提出的原则被大量的官方文献和旅游学术研究引用，但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一个旨在为21世纪所有旅游利益相关者制定游戏规则的全球性的规范，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实际工作时间不到1年)，不可避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大卫·芬内尔曾批评这样一个缺乏理论框架的《规范》，试图规范如此众多的实体参与的世界旅游行为，解决持续困扰旅游产业的众多问题是不可能的[2](P253)，如果充分考虑到旅游活动的复杂性、旅游产业的特殊性、旅游伦理主体的多元性，芬内尔所提出的批评似乎可以理解，期望一个《规范》解决世界旅游发展中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是，获得“一致通过”的《规范》得不到各成员的“自愿”的正式承认，也就意味着隐藏在《规范》文本背后的伦理基础和价取向出了问题。一、旅游权利论:《规范》的脆弱基础UNWTO是最主要的旅游权利主张者。旅游权利主张出现在UNWTO的重要文献中，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1980年的《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第4条说:“利用闲暇时间的权利，尤其是度假、旅行和旅游自由的权利，是随工作权利而来的，是人类实现其价值的一个方面，已经得到《世界人权宣言》及许多国家法律的承认。这就使得社会有义务必须为其公民采取实际、有效和非歧视性措施，使其参与此类活动。”1982年世界旅游会议通过《阿卡普尔科文件》，其中第9条对“人人有权休息、休闲、带薪休假”进行了详细的阐述。1985年，《旅游权利法案和旅游者守则》第1条就明确主张:“人人享有休息和休闲、对工作时间的合理限制、周期性带薪休假和在法律范围内无限制地自由往来的权利。”此后，旅游权利概念经常出现在UNWTO的官方文献中。1999年的《规范》可以视为旅游权利主张的集大成者。《规范》文本由导言和10条正文组成，其中关于“权利”的条款有“旅游权利”(第7条)、“旅游者往来的自由”(第8条)和“旅游业员工和经营者的权利”(第9条)。除第10条“全球旅游伦理规范原则的实施”外，正文部分共9条45款，其中“权利”部分共3条15款，分别占三分之一。全文(含导言)中“权利”(right/rights)一词共出现28次，其中导言部分引用的国际典章(包括宣言、公约、协定等)中就有6个“权利”文献，从《世界人权宣言》到《儿童权利公约》。由旅游利益的代表伸张旅游权利是可以理解的，旅游权利合理性的论证也是旅游伦理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规范》从人权出发，推导旅游发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旅游利益相关者的“游戏规则”，实际上是将《规范》置于一个十分脆弱的基础之上。1.作为人权的旅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