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群体在近代启蒙与救亡的主旋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共两党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主角，知识分子成为两党重视与争取的对象。尤其是抗战爆发后，民族危难加剧，大批知识分子从沿海迁移到西南大后方，他们的政治倾向与社会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国共之争的最终走向。马寅初是民国时期最负盛誉、最为活跃的经济学家之一，五四时期便已是北京大学教务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长期在立法院身居要职。1940年7月至11月的近半年时间里，针对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之势，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和举行演讲，强烈主张稳定物价，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以回笼货币。他所谓的发国难财者，即以孔祥熙和宋子文为首。由于马寅初对孔宋的批评在社会上赢得普遍同情，产生巨大影响力，1940年12月6日，蒋介石令宪兵团“请走”马寅初，随后将其软禁于贵州息烽。此即为本文关注的马寅初被捕事件。目前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焦点，集中于颂扬马寅初不畏权贵、言人所未敢言的精神，凸显深重国难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勇气与良知。随着时间的流逝，马寅初痛批孔宋之事被演绎得愈来愈精彩、神奇。[1]但若从严肃的学术研究规范看，相关论述不免有夸大不实、以讹传讹之处。事实上，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具体脉络中，深入探讨这桩以马寅初为主角的个人“传奇”事件的来龙去脉，借以考察抗战危局中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以及国共的应对策略。本文利用《马寅初全集》、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国民政府高层人士邵元冲、冯玉祥、翁文灏、唐纵等人的日记与朱家骅档案，以及与马寅初交往频繁的竺可桢、黄炎培等人的日记和中共方面的资料，细致考察马寅初的学术理路与心路历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处境与孔宋的实际作为，国共两党对马寅初的态度变化等。马寅初被捕事件，是他与国民政府关系从亲密到疏离、反对的转折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共相争、时代鼎革之际，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乃至做出政治抉择的具体缘由与生动面相。一、合作中的分歧：马寅初与财政部龃龉之由来1914年，马寅初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1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马寅初长期任职于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至抗战爆发，他先后为国民政府起草或审议制订了《工厂法》、《票据法》、《交易所法》、《商标法》、《<公司法>施行法》、《银行法》、《储蓄银行法》、《营业税法》、《商会法》、《工商同业工会法》等诸多重要法律。[2]这些法律的制订，为当时工商业、金融业的正常发展提供了保障。此时，他与学术界、沪杭工商界有广泛交往，社会影响力持续上升。不过，马寅初在立法院任职期间，并非风平浪静。1933年初，马寅初担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后，与财政部的关系渐趋紧张。他先是因反对财政部的禁烟条令遭到政府抵制，接着愤而提出辞职。后来他又公开批评财政部对有奖储蓄、白银问题的处置方案，引起财政部的不满。马寅初与财政部“唱反调”，体现了他作为经济学者、财政专家的诸多独立思考，作为立法院的一名委员，他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了学者本色。事实上，马寅初并非与政府故意为难，而是一个经济学家从学者立场与学术训练出发，对自己主张、见解的一种不懈坚持。1934年春夏间，马寅初在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立法院会议等各种场合提出禁止有奖储蓄，态度坚决。他认为万国储蓄会与中法储蓄会开展的有奖储蓄，妨碍国内正常储蓄事业，应乘《储蓄银行法》颁布之机取消一切有奖储蓄。马寅初还批评财政部因对有奖储蓄会征收印花税与特税，每年收入可观，因而不愿取缔万国储蓄会，要求该部“以身作则，除去此种恶税，断不可爱惜区区收入，任其流毒无穷也”。[3]或许是由于马寅初的不断宣传，1934年7月，“取缔有奖储蓄案”在财政部会议上终获通过。早在1928年前后，马寅初已经批评过财政部的禁烟举措，因他一直主张禁烟问题应由民政部负责，财政部禁烟不免会使禁烟与财政收入挂钩。可以发现，在禁烟与禁止有奖储蓄问题上，马寅初与财政部的分歧，体现了一方更多地从社会道义角度考虑问题，一方则从财政收入上考虑，是非曲直和利益纠葛较易判断。不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