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刑事政策的追溯1.《中国刑事政策研究》谢望原、卢建平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章第二节：中国古代的类刑事政策体系分析P25-28一、中国古代的类刑事政策体系分析在古代汉语中有着“政”和“策”两个单独的语素，但却恰恰没有“政策”一词。对于“政”字，《说文解字》中解释为：“政者，正也。”此处的“正”其本意有着管理、控制、治理的意思，这在许多古代文献中是能得到印证的，如“政者，正也，下所取正也”“政以正民”；“建邦之六典，四日政典，以平邦国，以政百官，以均万民”。而“策”一字在古汉语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政令，官方文件的意思，古文献《释名》对此有明确的诠释：“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二是谋略、规划的意思，典型的证明如“策，谋也”或“策，谋求也”，又如“术谋之人，以思谋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在语义上，如果将古汉语意义上的“政”与“策”二字直接结合在一起，则是“治理的谋略”或“管理的规划”的意思。在中国古代的确形成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仍属可圈可点的类刑事政策思想及制度。首先，“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形成了一套针对犯罪的复合社会治理系统。其次，在中国古代因势制刑，针对犯罪的刑罚制度安排具有世轻世重的特色，即依据不同时期的犯罪态势制定不同的打击对策。最后，中国古代刑事政策中不乏宽缓刑罚和慎刑思想。2.《刑事政策学》何秉松主编，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第四章第二节：中国古代社会演变与刑事政策的调整P91-123一、西周时期刑事政策的调整在“明德慎罚”思想的指导下，西周的刑事法律作了如下的一些调整：第一，提出并确立了一系列体现“慎罚”精神的刑法原则。第二，西周沿用五刑，以生命刑和肉刑为主要刑罚的同时，开始使用赎刑和劳役刑、拘役刑。二、春秋战国时期刑事政策的调整刑事政策的调整，突出表现在公布成文法、李悝制定《法经》和商鞅改法为律。法律公开后，明确罪的构成条件和量刑的标准，给统治者的司法活动一个统一的尺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恣意妄为的做法，世人也逐渐摆脱了对法律的蒙昧和无知，这是法律公开产生的直接后果。法律公开意义还在于将贵族所享有的特权法律化、固定化，贵族统治者从此只能享受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特权。---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三、秦汉时期刑事政策的调整秦王朝建立以后，继续以法家“法治”学说为指导，“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法律细密严格，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刑罚严酷无情，将“重刑”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汉初刑事政策的调整就是以“约法省禁”为主线而展开的，造就了政治安定、清静电同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法律狰狞恐怖的形象，使之逐渐成为统治者“因民之性而治天下”的工具。西汉中期开始的法律儒家化，极大地丰富了刑事法律的内容和相关的理论。明确法律要服务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要维护贵族官僚的特殊利益；要从治国安邦的长远目标出发，道德教化与刑罚两手并用，注重“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和谐统一。四、魏晋南北朝和隋朝刑事政策的调整这一时期刑事政策的调整，可以分为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首先，刑法典的体例和结构基本定型，法律条文和律典篇目删繁就简，创制新的篇目和增加律疏注释。其次，法典的内容集中到保护皇权、保护官僚贵族、保护父权、夫权的主题上，定罪量刑的标准进一步地儒家化。五、唐朝刑事政策的调整首先，确立了中国封建刑法典的基本体系；其次，出于“安人宁国”的目的，唐朝继续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把儒家思想完全融入到法律之中，将礼的要求具体化、规范化，使之变成法律条文，最终完成了法律的儒家化。最后，以宽仁慎刑为宗旨，确立刑罚体系和刑罚原则。六、宋和明清刑事政策的调整宋初，对一般刑事案件的处罚比较宽松，但贼盗犯罪则一律严惩不怠，始终把预防社会犯罪，特别是谋反、叛乱等等政治性的犯罪作为主要的任务，确立了“重典治盗贼”的基本刑事政策，并且将这一政策贯彻两宋始终。随着社会的发展，划定重法地、重法人，以非常之刑进行惩罚以及刑罚手段的残酷，加重了对贼盗犯罪的处罚。明初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