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变迁中的不平衡问题尽管对当前中国社会秩序有不同的判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普遍认为存在秩序问题。我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关系变迁中之所以会伴随着大量的非平衡问题，是因为合法化增长滞后。所谓的合法化，不是指合乎法律的意思，而是一个评价性概念，意指一种社会现象是否合法，取决于人们根据自己的标准和价值做出判断的一种状态。这就是社会学有关合法性或合法化的基本含义。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并不是所有方面都缺乏合法化，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总体上来看，中国社会合法化增长滞后，跟不上社会变迁。从社会阶层关系上看显得尤为明显，这也就是我国社会非平衡问题的症结所在。下面从四个方面具体地分析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变迁中存在的社会不平衡问题：一是由于新阶层的产生而导致的社会结构性不平衡；二是游戏规则的变化带来的不平衡；三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一致性；四是主观认识和客观地位的错位导致的社会紧张。1.新阶层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了一些新阶层，他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融入中国社会秩序和政治体制中。有的阶层提出了公民权利诉求，有的阶层提出了对其阶层地位的合法化诉求，即要求其他阶层认可他们的阶层地位，并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虽然中国不像18世纪前的欧洲那样只有少数精英才享有公民资格，但是，公民资格问题在中国并不是不存在，特别是在新阶层出现之后变得更为突出。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在其从农民分化出来以前事实上也没有享受到跟城市居民一样的公民资格，当他们向非农转移后，特别是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后，他们不能享受同等的公民待遇问题，就变得更加明显，直接影响到他们与城市社会的平衡关系：比如义务与权利不平衡（同工不同权）、劳动与报酬不平衡（同工不同利）、工作与生活不平衡（同工不同生）、身份与职业不平衡（同工不同名），等等。公民权利配置的不合理，强化了阶层关系的不平衡，而在阶层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合法化问题则从另一个角度凸现了阶层关系的非平衡性。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的出现，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等级体系中的位置合法化问题。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民工阶层的出现，也改变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非平衡性问题。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对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冲击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国家社会管理者掌握相当大的权力，私营企业主在许多方面有求于国家社会管理者，所以就想尽办法去搞好与后者的关系；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却远远高于国家社会管理者。在这种关系中，一些国家社会管理者在心态上出现失衡，于是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与一些私营企业主进行违法和灰色交易，更严重的是两者结盟。他们的结盟对其他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来说是最大的危险，带来更多的社会非平衡问题。由此可见，在阶层分化过程中，新阶层的出现，改变了各个阶层之间在权利与义务、相互之间的力量平衡，打破了原来的力量均势，需要新的，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力量均势。2.阶层关系运行规则变迁和重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阶层关系的另一个变化是运行规则。改革前，中国的阶层关系基本上是在国家的强力规定和控制下运行的，每个人的阶层身份是由国家根据意识形态需求或实际控制需求来规定的，偏离了正常的社会运行轨迹，当然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非平衡问题。从阶层关系运行规则来看，改革后的社会运行从过去的不平衡向平衡方向演变，变得相对有规律了。社会各阶层在处理彼此关系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更主要的是阶层之间的流动比以前频繁，流动的机制也比以前合理。阶层关系属于一种社会关系，凡是社会关系运行规则都适用于阶层关系，但是阶层关系还有着自身的一些运行规则。阶层关系运行规则有这样三个层次，即普遍原则、特殊原则和特定阶层规则。目前的问题是：本应适用于所有社会关系的运行规则却被局限于某些阶层，而没有得到推广。比如国民待遇原则、公民原则等基本权利原则没有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得到贯彻。其次，本应适用于阶层关系运行的原则却没有确立，或者说缺乏。比如，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分配规则并不是根据已经分化了的阶层关系制定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