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与政治：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富士山认识摘要：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文人的富士山认识构建了富士山作为日本代表、国家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神山、绝景、避暑胜地等多重形象和意义，也塑造了它作为“异国之山”“东亚之山”“文明之山”的多重面孔，总体上也呈现出从“客观叙述和赞美”向“赞美和批判并存”的立场转变。这种认识是主体与对象在一定时空内基于经验而发生知识性情感性联系的・过程，既立足于中国文人关于富士山的体验和知识，也受到近代文明观、中日关系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也对中国人的自我认识和日本人的富士山认识产生了影响。关键词：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富士山;跨国境;文明观中图分类号：G125;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2）01-0055-14DOI：10.14156/j.cnki.rbwtyj.2022.01.007引言正如曾邀王韬赴日的日本学人所说“至东瀛者，自古罕文士。先生若往，开其先声，此千载一时也”[1]385，除朱舜水等明末遗臣，晚清以前少有中国名士东游日本，故鲜有关于富士山的记录。即便有，大多也是道听途说，如从未去过日本的明初政治家宋濂的第三首。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中日之间断绝已久的公务往来重新开启。不少官员和文士（以下简称“知识分子”或“文人”）开始赴日公干或私访，如黄遵宪、王韬、康有为等。他们通过阅读、目睹、攀登富士山等方式，形成了晚清民国时期（1840―1949）中国文人的富士山认识。这些认识是经验、知识和政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对中日两国也有不同的意义。可以说，它既是中日跨文化交际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百年间中日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一个缩影。对于这一重要问题，国内学术界缺乏足够的关注，相关研究也近乎空白。迄今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古代，也多局限于富士山的形象及其迁、日人创作的富士山汉诗解读、泰山与富士山的汉诗对比等主题①。鉴于此，本文基于数据库②，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文人的富士山叙事及其认识进行系统考察，并探讨异文化间“相互认知”的形成原理。一、富士山的多重形象和意义晚清民国时期是中日两国在“西方”这个巨大他者下重构各自自他认识的重要阶段。这种重构后的相互认识不仅构成了近代中日两国相互体认的基础，也影响甚至主导了现代两国的相互认识。这一时期中国文人的富士山认识就是其典型。在日本，富士山不仅是国内最高峰，也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存在。随着中日交往的展开，中国文人也意识到了其特殊性――极致的物质属性和特别的文化属性。他们在接触了这座对日本有着特殊意义且被其大力宣扬的“山”后，对它产生了不同于日本其他山峰的特殊印象。在晚清民国的不同时期，因为塑造其认识的因素不尽相同，故他们形成了关于富士山的“日本代表”“日本国家和精神象征”“信仰对象”“审美对象”“享乐对象”等不同的形象和意义。（一）从“日本代表”到“日本国家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民国时期，中国文人已意识到“切腹”“樱花”“富士山”等是日本独特且闻名于世的现象[2]。这说明，认为富士山对日本有特殊意义，是他们的共识，也构成了其富士山认识和叙事的前提。不过，明确视它为日本国家和大和魂的象征，则是民国以后的事情。在晚清，中国文人虽未明确视富士山为日本国家的象征，却意识到它对日本的特殊意义，视其为与樱花、琵琶湖同等的日本代表风物。他们认识到，富士山具有成为日本代表的唯一性、极致性等物质特征，如“极致”的山高、千载积雪、“难以描绘”的绝景等。黄遵宪较早介绍了该山作为“直立凡一万四千一百七十尺”的日本第一山的特性，也描述了其“状如芙蓉，四面皆同”“四时戴雪，浩浩积白，盖终古不化”（卷十）等奇异性，奠定了国内学界富士山极致化叙事的基础。稍后，黎汝谦、康有为、蒋智由、高旭等又对它做了极致性描述：“天际摇白影，积雪何嵯峨。……太古喷火迹，岩石F纷。焰熄堆磅礴，方顶平不颇。上切恒雪线，寒温度殊差。碧波红日间，高拥银髻。我欲事测量，积高算几何？”[3]他们尤其强调了其得造化之功的神性和难以描述的风景极致性。“不见乎，富岳盘旋地轴撑天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