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横跨民族学与翻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我国民族文学文化典籍的英译研究长期处于近乎空白的边缘学术地带。有鉴于此,选定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典籍《蒙古秘史》阿瑟·韦利英译本作为个案,拟对其翻译目的、翻译特点和翻译效果进行综合考察,英语翻译以期在研究《蒙古秘史》英译状况的同时引起学界对于民族典籍翻译(尤其是外翻)的重视。关键词:蒙古秘史;阿瑟·韦利;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引言作为杰出的少数民族文史巨著,《蒙古秘史》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突出代表性的蒙古族典籍。中国社科院杨义研究员在《〈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2000)一文中称赞此书:“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而且在整个中华文学史上是一部掷地有声的奇书。”由于其特殊的魅力和价值,该典籍引起了中外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目前,有关研究甚至引发造就了一门风靡世界的专门学科———“秘史学”。600多年来,它的流传和研究遍及多种文字,仅英语就出现了7种非全译和全译本,这当中就有著名的阿瑟·韦利译本。对于《蒙古秘史》这部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典籍,翻译界对有关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注意,更没有联系到典籍翻译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对此进行专门研究。另一方面,长久以来,民族学界对它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史学、文学和蒙古文献学领域,对其翻译研究价值还未引起应有重视,对其英译研究更是少有问津。有鉴于国内学术界对这样一部经典译家译作的研究空白,并有感于我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式微状态,笔者拟聚焦于《蒙古秘史》的早期英译阶段,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阿瑟·韦利英译本展开微观评析,并由此个案研究兼及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以期为典籍英译乃至翻译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视角。1.《蒙古秘史》及其早期英译《蒙古秘史》是蒙古文人史官记载成吉思汗孛尔只斤黄金家族出身和家谱的古书。多数学者认为其原文为畏吾体蒙古文。《蒙古秘史》成书后,身为统治者的黄金家族将之视作“祖传家训”,秘不外传。直到元亡明兴,明太祖朱元璋命翰林编修火原洁和马沙亦黑等以汉字音写其蒙古文并附有旁译和总译,以供学习蒙语蒙文之用,世人才有幸一睹它的珍颜。遗憾的是,这部奇书其后就只有汉字音写本传世。由于畏吾体蒙文原本早佚,我们今天看到的《蒙古秘史》由三部分组成:正文、旁译和总译。正文大字是用汉字音写的蒙语原文,旁译是附在正文每个词语旁的逐词训诂解释,总译则是指正文后面直译大意的汉译文。为了研究方便,学术界对其做了282节的学术分节。需要指出的是,《蒙古秘史》因翻译而衍生出了《元朝秘史》之名,它是明廷译官在翻译后加上的题名。本文一般使用前者。①作为一部旷世奇书,《蒙古秘史》很早就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从上世纪50年代起,其英译本先后涌现,在西方逐渐成为译本最多的语种。早期的《蒙古秘史》英译主要是节译和改写。最早出版的英译本就是由印度的孙维贵(WeiKweiSun)于1957年节译完成的,起初发表在《中世纪印度季刊》上,后由印度阿利加尔(Aligarh)大学历史系出版成书。它未参照蒙文,是针对汉语总译(除第278节外)的一个英译,附有作者的简单注解。这个译本实际上是孙维贵提交给印度阿利加尔穆斯林大学的博士论文《蒙古王朝秘史(元朝秘史)》中的第二部分。虽然是《蒙古秘史》的首个英译本,但它影响并不大。著名蒙古学家约翰·R·克鲁格撰文批评:“尽管孙博士的著作可适用于渴望对《蒙古秘史》有总体介绍的英语国家学生,但它却未能利用蒙古学专家的主要著作,这严重地局限了它的有用性。”(Krueger,1961:445)可见,作为英译发端,译本在翻译形式和价值上还是极其浅显的。美国的包国义(nensecen,乌云斯钦)在1965年发表于《乌拉尔—阿尔泰丛书》第58卷的《〈蒙古秘史〉研究》一文中对《蒙古秘史》卷九进行了拉丁转写和英译,他的节译反映了旅居海外的蒙古族学人在《蒙古秘史》译介初期所做出的努力。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节译改写本是阿瑟·韦利(ArthurWaley)的译本。韦利是英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颇有研究,他因翻译中国古典典籍和诗歌而饮誉世界,其译诗对埃兹拉·庞德等人有很大影响,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1963年,阿瑟·韦利根据汉语总译翻译了《蒙古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