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为何信共产主义【他从“新文化运动”统帅，到中国共产党“开山鼻祖”，到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到中国“托洛茨基派”首领，大起大落。创办《新青年》时，他决心“不谈政治”，希望以“思想和文化的启蒙”为使命，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把国民改造成有“独立自主人格，自由平等权利”的新青年。他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呼吁：“国人而俗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以后，他回归到“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独立思想者。在生平最后一次开创政治局面的尝试受挫后，他退回书斋，对政治理论进行新的探索和反思，重新评估他曾信奉过、追随过、批判过的“理论和人物”。这些思考总结成他“最后的政治意见”。最后，他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摒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退回到五四时期他所高举的“民主”和“人权”。纵观陈独秀的一生，随着世界政治大势和国内政局动荡变幻，他反清、反袁、反军阀批孔、批党、批“国际”，走了一条由改良——民主革命——启蒙——马列主义革命——呼唤议会民主的政治道路。为他生前死后中国的落后，改良，革命，倒退，停滞，再革命倒退，改革的历史进程，画上一个个问号。】创办《新青年》时期的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从“救亡”思想出发，这位“康党”、“乱党”的组织者和宣传家开始“转向”，走向文化启蒙运动。关于为何办《新青年》，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他还提出20年不谈政治，要在此时间里造成巩固共和的“国民总意”。陈独秀身边聚集起了一批有着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撰稿人：李大钊、胡适、吴稚晖、马君武、苏曼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蔡元培、傅斯年，以及笔名“二十八画生”的毛泽东。《新青年》杂志能抓住众多青年的心，非因批评政治，而是因鼓吹思想和意识的戏剧性改造，正如创刊时陈独秀所申明的：“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新青年》迅速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陈独秀也成为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全国出现许多效法《新青年》的杂志和社团。中共早期领袖周恩来、刘少奇恽代英、邓小平等都受到《新青年》的巨大影响。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他所受的人身攻击也就最多。论敌们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私生活上大做文章。北京的“御用报纸”对其“丑闻细节”大肆渲染。让北大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对陈感到不满。一心保护陈独秀的蔡元培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和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在汤家开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会议一直开到午夜，蔡元培主张保护陈独秀，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学长制。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但仍保留教授职位。6月11日，陈独秀因在新世界商场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竭力营救。陈独秀在狱中关了83天，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16年后，胡适与汤尔和就此事在信中展开争论。谈到“3•26会议”时，胡适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胡适认为，如果陈独秀当初留在北大，留在那帮信仰自由主义的老朋友身边，思想就不会十分“左倾”，也不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后面的一切事都不会发生；新文化运动也不会成为脱缰野马，造成中国社会思想政治的巨大分野。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适对这次会议永不原谅。但在汤尔和看来，陈独秀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