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枪杀黑胭脂色，可留狐裘为比肩。--自题八十一如果我们看一下发生在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的事件，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社会思维逻辑已经初见端倪，即地方政府部门未能解决地域内部的各种利益纠纷，最后将警察力量摆上了台，希望能够通过暴力威慑而控制局面。而地方民众则希望通过挑起冲突，把地方政府的盖子揭开，以寻求高一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来一次性解决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利益纠纷问题。这种情形确又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中国社会的特点，就是在地方政府管制水平极为低劣的今天，即使在地区利益冲突白热化导致大规模群体事件时，民众对政府系统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心仍然很强，这就给予了中国政府一个难得和可贵的时间缓冲，使中国政府可以从容的解决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普遍问题，而不会带来全社会的整体动荡。理解这个问题很关键，这样才会得出对中国这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一个理性的思考，而不需要过激的反应或过激的变革来解决并非致命的问题。现在中国政府的两个施政重点一个是发展，一个是稳定。这两个重点本身就是矛盾的，稳定要求的是少变化，而发展则是带来最大的变化，但是变化就会造成不稳定。反过来，不稳定就会阻碍发展。当然没有发展，社会虽然静如死水，但也就安稳了，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所以造成的变化之大可想而知，如果要求中国政府事事都能未雨绸缪，提前规划，似乎有些强人所难。对没有先例的大事情，只能在小步骤上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现实的做法，似乎应该是先清楚的明白快速改革和发展带来的问题会有一大堆，那么就要把它们的轻重缓急弄清楚，不得不解决的大问题，如环境污染、通货膨胀、基本民生、贫富差距拉大，就业机会，当下重药，摆上日程，而对第二等的问题，如政府管理水平、贪污腐败、公权力无制约等问题，可以放到第二步。对小程度的地区性的乱局，不需要过度紧张，就像人经常得小感冒一样，不断的可以增强免疫力，而不致于突发重病。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但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表面上的和谐而忌病畏医，采取高压手段来寻求一个虚假的稳定。在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口号下，经济生产的四要素：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对于当地政府来说，自然知道其中哪些比较稀缺，哪些相对过剩。设想一个穷地方，想吸引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们来投资，自然要不得不做出某些方面的牺牲，才会令这帮吸血鬼跑过来。如果不是在这些穷地方可以逃避其他地方更严格的环保法规，更健全的劳工保护，这帮混蛋干嘛冒这么大的风险，飘洋过海穿山越岭过来创业？而当地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不计算官僚们经手的好处费，自然是通过土地、人工等方面的克扣，来吸引这些外来投资，指望他们可以为当地经济添加活力，创造出繁荣---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局面，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最后，为自己升官建立政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很明白一个官员的屁股会坐到那一边。你觉得他会去得罪那些物以稀为贵的投资外地商人呢，还是多得赶都赶不走的民工？这从整体上，结果就会变成以一部分民众未能得到其应有的经济利益为代价，来对整个社会起积极作用。现在要解决这个矛盾，一个办法就是放弃以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开始平衡思考发展中的民众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协调，即胡锦涛主席号召的科学发展观，采取重质而非重量的方法，使经济发展趋缓一些，但是当地的群众则可以真真实实的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避免某些地区，空有一个飞速增加的GDP账面数字，而得益的却更多只集中在一小部分利益群体上，甚至是即便大家的碗里饭多了，但想烧政府大楼的情绪却积累激化了。八十二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是，进行一个标准的人民民意普查，通过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政府水平五个方面按期收集民意，作为对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评判标准。而地方政府在评判标准的改变下，则应该逐渐有意识的退出经济发展的参与角色，不再直接介入当地的各方利益纠纷，开始扮演一个中立和中介的仲裁角色。警察力量要变成维持社会次序的力量，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