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法理阐析与路径选择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法理阐析与路径选择：未知摘要：中国的农村土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安排上长期存在着效率优先于公平的价值取向。以“两权分离”为代表的既往农地法律制度建构，着重“分”而忽略“统”，在发展中与宪法预设的轨道出现了偏差。在此背景下，旨在回应现实需求、推进农地流转的“三权分置”改革应时而出。“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中，其最重要的核心功能是将原来并不具有经济属性的农地承包权价值化，将具有强烈身份色彩的农地承包权转化为个体所占有集体所有权份额的权利。农地“三权分置”的试点实践中，出现了诸多现实难题。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应警惕“日本陷阱”，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落实土地集体所有权，在法律、法规以及实施办法上进一步做出细化，健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以化解“三权分置”在现实实践中所遭遇的诸多难题。关键词：两权分离；三权分置；法理解读；权能构造：F301.1文献标识码：A：1009-9107（2018）04-001-11一、问题的缘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两权分置”制度设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最初推行之时，农户的土地承包周期仅仅是二至三年[1]。实践证明，“两权分离”的模式极大提高了农民与农业的收益，国家故而在提升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为首要目标的前提下，通过推进“两权分离”政策的法制化来试图建构中国农村土地的法律制度。在农地改革框架下，作为全面推进的制度安排，土地改革实质上与土地承包经营方式相关联，其历经了物权法的确认而在法律上被确定为用益物权。在历时近40年的实践中，家庭承包经营的诸多问题已经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逐渐显露，最为典型的便是农村的人地矛盾加剧问题。21世纪初农业税被免除后，作为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村集体便不再能够从土地上获取任何地租收益，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土地所有权的收益权能[2]。本应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收益转而被作为承包经营者的农户享有了。这在实际上强化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承包经营权人虽然在名义上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人，但在现实中却同时享有着土地带来的双重收益――一部分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而产生的全部收益，另一部分则是作为成员而分享的土地所有权产生的收益。然而，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村失地民众却沦落为“双无”人员，他们既无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带来的收益，也不能分享到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收益。故此，“两权分离”的农地制度存在着效率优先于公平的价值取向。这实际上是构成了对整个社会发展目的性的重大误解，“将效率、物质财富而不是人本身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性”[3]，不仅成为制约农民实现土地权利的藩篱，客观上也成为影响民间社会分配公平的重要原因。从制度设计的初衷而言，根据宪法第八条规定的双层经营体制，“两权分离”下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处于齐名并价、比量齐观的地位，然而国家政策与法律却长期侧重于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对集体土地所有制仅仅采用了坚持不变的原则。这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关怀备至的政策与立法导向，最重要的出发点仍然是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1982年《宪法》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进行规定后，历时4次修改，其中1988年、1993年及1999年3次《宪法》修正案均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的确认，而4次修宪却没有任何一次提及土地集体所有权。而在部门法中，事关土地制度的调整，《民法总则》《土地管理法》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畸轻畸重的情况就更明显了。国家不断通过法律对既存的农村土地权利结构加以确认，“不是为了保证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平衡发展，而是希冀通过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建设，使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达到一个新的高峰”[4]。罔顾宪法上关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规范而极力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单向度发展，显然是偏离了现行宪法所确立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际上是“完成了一半的改革”[5]。以“两权分离”为代表的既往农地法律制度建构，在发展中与宪法预设的轨道出现了偏差，着重“分”而忽略“统”，不仅权利内容的发展完全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