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片人决策，迈向成熟产业的必由之路刘飞/刘跃【专题名称】影视艺术【专题号】J8【复印期号】2008年01期【原文出处】《电影艺术》(京)2007年6期第5～11页【作者简介】刘飞，刘跃，自由电影人，曾在美国电影和广告领域学习、工作。电影《赤裸》导演、编剧、制片人。【内容提要】本文探讨的“制片人决策”问题，不仅完全针对中国电影业目前普遍存在的、非专业化的“导演中心制”，还在于呼吁中国电影制片体制应将“制片人”一职的核心职能回归“制片人”本来定位。本文着意强调制片人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让电影投资、决策与制作回归理性，让中国电影顺利完成工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这一转变。“十六大”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绩，产量、票房屡创新高，创作空前活跃，中国电影终于走过寂寂长夜，迎来了发展的曙光。刚刚结束的“十七大”又为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固的政治保障。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冷静地看到：中国电影产业所取得的这一系列喜人成绩，从某种意义上说，得益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电影赶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列车，赶上了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得社会存量资本增多，进入电影产业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强。如何合理使用这些资本以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最重要课题，而其中关键一环就是制片人问题。如何对投资人的资本进行保值增值，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艺术创作的完整和经济效益的均衡？这是产业迈向成熟发展过程中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期望中国电影业界能更专业、更理性地理解制片人在电影产业中的角色与地位。在好莱坞以及其他国家的电影工业制片体系里，制片人始终处于核心与灵魂的主导地位。对制片人核心职能的强调源于电影投资的高风险性、不可预见性和电影制作的专业化分工，是理性和商业智慧的产物。制片人决策机制，不仅完全针对中国电影业目前普遍存在的、非专业化的“导演中心制”，还在于呼吁中国电影制片体制应将“制片人”的核心职能回归“制片人”本来定位。确立这样一种原则在于强调制片人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让电影投资、决策与制作回归理性，让中国电影顺利完成工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转变。中国职业制片人从有到无的历史断片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发展历史中，1949年以前的上海电影业曾经出现过原始的本土职业制片人的雏形。当时的制片人，都是极具商业头脑的精明商人，深谙电影观众的心理和喜好，对投资精打细算，对电影市场有精确的分析和判断，“处处惟兴趣是尚”是当年制片人的市场取向和投资取向。1921年拍摄的《阎瑞生》就取材于当时轰动上海的名妓被杀案。此片采用纪实风格，在案发现场实景拍摄。与案件一样，此片的上映也带来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尽管毁誉参半，但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长片和第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在当年好莱坞电影独霸上海滩的局面下，《阎瑞生》证明中国民族电影仍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的电影类型——时事电影。《阎瑞生》虽然表现出极强的商业头脑、经营理念和市场取向，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当时的电影制作毕竟是电影“发烧友”和爱好者的行为，投资人与主创人员还未分开，未形成商业经营模式。到了上世纪20年代后期，因为看到了电影的巨大商业潜力，有钱人才开始对电影投资趋之若鹜，民间资本开始转向电影业。老上海电影制片人（投资人）对电影从选题、编剧、立项，到投资拍摄、发行放映都全程参与、控制。在“左翼”进步电影中也有很多是商业性极强的卖座电影。其实，早期中国电影业确有几位可圈可点的杰出制片人，像罗明佑、张石川、邵醉翁、张善琨、吴性栽等，他们的身份几乎都是电影公司的拥有者和经营者，又都是电影创作的策划者、参与者和决策者，他们的努力直接促成了早期上海电影业的整体繁荣和发展。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1949年后，中国私营制片公司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国营电影制片厂，电影投资完全成为政府行为。拍摄电影是任务，电影生成完全配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强调电影的教育和政治宣传功能。在制片领域，国营电影制片厂仿效前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