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中心中南海是如何运行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政治局1956年，毛泽东在考虑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时，提出增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便“个别人提前见马克思，还有人顶着”。这一年的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构成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然而，一手打造这一体制的毛泽东，却在晚年不由自主地陷入“接班人陷阱”：他需要接班人，进而扩大接班人的权力，但当后者权力越来越大，出现和他“平起平坐”的情况时，危机就会突然爆发，接班人就会突然变成政治对手。正是吸取毛泽东的教训，邓小平才在1981年11月提出建立中央集体领导制和集体决策机制。此时距离他恢复工作已经过去4年时间，但还需要再过9年，他才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1986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时讲道：“我们实行的是集体领导，有事情大家一块商量，我自己只起一份作用。”按邓小平本人的说法，他“前后花了十年时间，才逐步完成中国领导人的集体交接班。这其中不是一帆风顺，先后有两个总书记没有站住。”在领导体制问题上，邓小平同样“摸着石头过河”，终于重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度，即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时至1993年，七位政治局常委分别代表五大机构：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其中，江泽民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集体领导制也由此逐渐形成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核心，相对分工、内部协调，共同治党、治军、治国的政治格局。而按照学者朱光磊的描述，当前中国的国家政治权力结构是一个“6+1+2”的体系：“6”是指通常所说的六大领导班子，即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纪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政协；“l”是指国家主席；“2”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政治中枢“党”、“政”、“军”、“法”四大方面。想入常委需要两步走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和江泽民、李鹏谈话时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时至今日，泰山依然安稳。但对中国特有的“集体领导制”，许多国家的态度已经发生“山河巨变”。对于这一由中国创造的政治体制，他们已经谙熟于心。他们通常十分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该国的访问，并给予足够的政治待遇和礼节。除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外，不少国家的总统或政府首脑亦经常接见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考虑到双方进入政界高层的途径差异，这种会面在世界范围内亦称得上独一无二。中共中央集体接班人的产生，既不是西方国家选举国家元首时“空降兵”一样一举上台，也不像“文化大革命”中的王洪文那样“火箭式”上台，而是典型的“台阶式”，至少要跨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才能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第一个台阶是担任党的省级书记。想要治国，先要治省，因为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级行政区。除军事和外交外，治理一个省就如同治理一个大国。担任省级党委书记是他们成为中央领导所需知识、经验和能力的“加速积累期”。第二个台阶是担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主要助手，也是“集体交接班”的过渡期。在这个台阶上，他们主要作为政治局常委的助手，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与此同时，政治局常委对他们也起到“传帮带”的指导作用，使他们尽快完成从地方负责人到中央领导人角色的转变。另外，这一阶段还起着集体考察的作用，特别是政治考察，“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通常情况下，只有走完之前两个政治台阶之后，才能正式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之一。“集中调查、整体研究”从政治发展的特点和条件看，分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的政治局成员组成的领导集体，是中国决策与建设的最关键政治条件。在这种被胡鞍钢称为“集体总统”的中国特色体制下，政治局成员在决策之前，通常会采取“集中调查、整体研究”的集体学习、调研的机制，对所有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前途的问题，进行广泛的信息采集和集体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