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中国与世界法官文化的意义与课题「编者按中西法律文化比较是为因应西方的挑战和我国法制现代化而展开的，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其间众多的仁人志士对这一课题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对这一课题的认识，不同时代的人出于不同的考虑，有着不同的话语。今天，有关这一课题的现状和意义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其间的问题和难题，以寻求新的进路和出路。其意味之深长，影响之久远，尚需细加体会。可以预言，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依然是21世纪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课题。为此，本期安排了以下文章，旨在引发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最近几年，大家对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越来越关注。关注司法问题，就自然会注意到司法官员的问题。因为没有高素质的司法官员群体，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这可以说是今天我们全社会的共识。同样，我们也已认识到，高素质的司法官员有赖于法官文化的建设。谈到法官文化，也许首先要了解法律文化这个概念。我们都知道，法律文化研究是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逐渐兴起的。随着社会科学以及交叉学科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法律以及法学并不能孤立地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和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法律文化研究，就是在一个更加注重历史连续性的进路上，考察特定文化对一国法治形态的影响情况，当然也包括法律以及法律职业反过来对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揭示了法律历史，也告诉我们，要在一个国家建设法治，不能只满足于制定一系列法律，或者满足于按照法治国家的模式建立了法院等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法治的建立正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文化事业。美国当代法学家、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弗里德曼教授曾对所谓法律制度的构成要素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法律制度是由三块构成的，一是法律结构，即法律中的硬件环境。比如说一个国家宪政架构，法院的设置，甚至还有法官的数量特色；法律制度的第二个构成要素是实体。实体内容是立法规范和司法判决，就是直接影响我们当事人以及更广泛的民众权利和利益的那些规范；第三便是法律文化，即影响法律机制运作的各种“软”因素。例如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态度，对法院和其他法律机构的评价，对纠纷解决模式的选择倾向等。现代社会，人们之间利益趋向多元，文化也是如此。弗里德曼教授又将法律文化作了一个分类，最值得注意的是外部法律文化和内部法律文化之间的划分，也就是说，法律行内人士与行外人士的法律观念和意识可能很不一样。某项特定的法律是公正的吗？我们问法官和问监狱里的囚徒，结果很可能大相径庭。由没有学过法律的作家写的法律题材的文学作品很可能展示出行外人的法律观。过去的二十年间，美国许多学者推动了一场法律与文学研究运动，其中重要的内容便是研究各种文学作品所显示的法律观，尤其是那些深受民众喜爱的作品。例如我们这里的包公戏，就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对怎样做才是一个好法官或者好的司法模式的界定和期望。这种界定和期望并不简单，戏剧舞台以及小说中的包龙图不仅是公正的“法官”，同时他也是一个外行人，一个不严格依据法律专业知识判决案件的青天大老爷。观众或读者对他的喜爱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文化意蕴，对于我们今天的司法改革乃至整个法治建设都会有深刻的影响。今天，我们的法院对法官文化或者司法文化建设的重视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法官文化这种提法的出现意味着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法官是今天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的行业.法官与行政官员、立法官员不一样，与社会中的其他行业不一样，甚至与检察官以及律师也不一样。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所管辖或处理的事务方面，更体现在人们处理事务或行使权力所运用的方式、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方式、语言的风格、外部行为的风格等诸多方面。概括地说，法官之所以称之为法官，正是他们具有这种不同的文化。在法官中培育这样的文化，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形成一种理解司法职业特殊性、理解司法独立重要性的文化氛围，这样的文化建设工程对于司法改革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关于法官文化建设的主要课题。首先，我们要在法官中也要在社会中强化对于法官这种职业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