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江城子》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和意义传递摘要：通过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行为语义学家查尔斯?莫里斯在《符号学理论基础》一书中提出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对苏轼的《江城了》三个英译本中相关的文化问题翻译处理手段作一个描述性的比较研究，从语言符号的言内意义、指称意义以及语用意义的角度来探讨文化差异和翻译方法。翻译时应先保证语用意义的传递，并口尽量兼顾言内意义和指称意义，达到文化信息的最小损失。关键词:社会符号学;文化差异:言内意义;指称意义；语用意义中图分类号：H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172-02社会符号学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由各种各样的符号组成的，而语言符号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符号系统(唐蔚，2011)。著名的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认为翻译即是翻译意义，并把符号学的意义观作为符号学翻译的中心。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哲学家杳尔斯?莫里斯全面系统地发展了符号学理论，将符号学划分为三大类即：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并且详细阐述了他们的不同意义：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语言的特性使得语言表达传递的意义千变力化，这不仅需要译者熟练掌握语言，还要求译者熟悉不同的文化，把语言放到文化中去解读，这样才能翻译得完整而准确。笔者拟从原文与译文中这三种意义的非对应性探讨苏轼的《江城子》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一、《江城子》简介（一）《江城了》原文《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役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緡。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止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的三个英译本木文选取了许渊冲先生、杨宪益先生和BurtonWatson三人关于《江城子》的译文进行比较，以下文中的七个例子说明了中英语言及文化的差异，指出了三位译者的意义传递手段。二、《江城子》翻译中的文化茅异与意义传递（-）文化差异与言内意义的传递言内意义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所表现的意义，涉及构成文本的字词句之间的聚组合关系，反映在语音层、词汇层和语法层三个层面。一种语言构成一个符号系统。而由于语言符号在语音、语汇、词法等层面的不同，语言所特有的内部意义很难在他种语言中映射出其对应成分。从以下两个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英汉语两种语言的内部意义非对应现象。例1：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词的首句，为全词奠定了伤感哀痛的基调。词人用“两茫茫”叹尽了与亡妻阴阳两隔的怅然若失之感，读者也读透了词人的无奈与哀痛。“两”字也让读者感觉似乎不止词人一人感到茫然若失，词人的妻子同样也在冰冷的地下想念词人，两人同样的痛彻心扉而又无可奈何。但在译文中。许将“茫茫”译为knownought通俗易懂地传达了词人对妻子一无所知的含义，忠实于原文，但是未能体现叠音词朗朗上口的韵律以及带给读者心灵的震撼，因而译文未能成功体现出语音层面的言内意义。杨译和Watson的译文中则没有体现出“两茫茫”的意味。例2：不思量，自难忘此句中“不思量”，作者口说不想去思念，去考量，但心中已经扎下了思念的一根刺，难以拔出，相思之情无法排遣。一声“自难忘”直接表达了作者直抒胸臆、自难忘怀的哀思。原文中“量”与“忘”押韵，译文中许译brought和forgot以及杨译thinking和forgetting都做到了押韵，形成语言符号在语音方面的关系。但是宙于汉英文化的差异，Watson并未能察觉这首词中的押韵，因此Watson的译文中并没有体现。由这两个例子可见，言内意义的不对应会造成翻译中的文化空缺，而这些难以弥补的空缺使得译者很难做到在忠于原文的同时准确传递原文意义，只能根据上下文意义，结合英语语言特点进行创造，或增或减或再创造。（二）文化差异与指称意义的传递指称意义是指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表现的意义。张映先曾指出，指称意义的不对应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原语符号的所指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不常见或不被注意，例3、例4和例5则反映了这一点；二是原语文化中明确区分的概念在译语文化中没有区分，或反之，例6体例6：枚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原文中“夜来幽梦忽现了这一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