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春秋之爱恨恩仇】作者：安裕世间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日本对美国只有爱没有恨，是因为美国征服日本后没有予取予携，还送它民主自由两大神器；英国法国历史上是死对头，然而欧洲人要臻至欧洲第一的春秋大梦，英法由同床异梦变成交欢。中国呢？中国日本是爱恨百年，鉴真和尚、侵华战争，一人一事把问题都说清楚了。中美之间是爱恨交加，韩战时美军阵亡5.3万，志愿军死了30万，这是恨。1979年中央打开大门开放改革，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之多，长年高踞留学生族群第一位，是为爱。民意调查显示，国人视美国是友人和敌人的都差不多。这种loveandhate绝不稀奇，因为，毛主席对美国的心态就是这种二元形态。1949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归国，毛泽东对这位既是意识形态上的对头人，又是他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的燕京大学校长，有着挥之不去的复杂感情，大笔一书，写下《别了，司徒雷登》。这篇表面上充斥着冷嘲热讽、然而在字里行间满是对美国人离别思绪的长文，可说是他在西柏坡指挥解放战争打下江山后的反省---靠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400万大军龟缩台湾，他闲下来给甲午战争到1949年的中国历史算了一笔帐，结果都记到美国人头上。《别了，司徒雷登》把美国-中国外交史观综合起来只有两条，一是传教士，一是美国扶助蒋介石。这两条由唯物史观而来的结论，今天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宿命地，美国也逃不出这一总结。毛主席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湖南教书先生，在一句英文也不懂，也没有去过美国的背景下，有如此恢宏的视野和对历史的体认，蒋老介输在他手上，只能写一个服字。司徒雷登是传教士之后，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传教士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主轴。建交后，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Hummel)，其父恒慕义出身芝加哥大学，1910年到山西替美国教会办学。后来接任的芮孝俭大使(StapletonRoy)，背景和恒安石相若，芮更是在6朝之都的南京出生，这更不要说在青岛出生的李洁明(JamesLilley)了。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认定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是传教士的天堂，民国成立前后，大批美国传教士来到华北华中传教，建国之后，大举拘捕基督徒和驱逐美国传教士，美国觉得被冒犯了。美国人的不快之后尤其明显，国务卿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在瑞士日内瓦拒绝与周恩来握手，把这种情绪推到最高点。杜勒斯本人就是基督教长老会的长老，对中央拘捕及驱逐美国传教士一直心怀忿恨。70年代的美国国安会中国问题专家霍尔德里奇(JohnHoldridge)认定，驱逐传教士行为是美中关系里极重要的一环。事实上，撇除传教士因素，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一直对中国存有幻想。美国对中国的一厢情愿，到建政后仍盘桓不去，也许没人留意，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中国的土地上还有美国总领事馆的存在，星条旗继续在飘扬。直至1950年1月14日，美国才因为中央收回北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老大不愿意把驻华人员撤走。可以理解的是，若不是中央坚持收楼，美国外交官肯定全留在北京。美国政治学者连斯尝言，国与国的冲突始于两样诱因：一是地缘，二是意识形态。中美间无地缘冲突，两国长期对立，即为意识型态作怪。60年代末，形势逆转，解放军在珍宝岛一场常规战打败苏联，莫斯科计划对中央核攻击报复；是时，美国也因为北极熊力量强横，想到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北京也感到对抗苏修极为吃力，双方情投意合，一场乒乓外交让两边名正言顺搭上，意识形态抛在一边。1979年中美建交，关系正常化，言下之意，是以前的关系并不正常，现在是拨乱反正。果不其然，建交之后，中美关系不错。无他，美国一是超级大国，二是做生意尚算老实。此前，中美并无外交关系，于是东渡日本取经，居然有人乘人之危，把次货卖给当时外汇紧张的中国，于是加速全国上下倒向太平彼岸的美国了。美国发现中国的关键是台湾问题，此后这根绳子就一直套在大陆这边，一时收紧一时放松。美国这场双簧戏倒也活灵活现，可怜海峡双方把卖农产品赚回来的外汇，转过头来送给军火贩子。到了陈水扁变了绿色，美国才暗呼不妙，均衡战略当场破产。建国后，中国人民在苏联临时缩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