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伦理问题探讨沈庆斌【专题名称】影视艺术【专题号】J8【复印期号】2011年03期【原文出处】《文艺争鸣：艺术版》(长春)2010年12下期第13～16页【英文标题】ExploringtheEthicsofDocumentaryFilms【作者简介】沈庆斌，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博士研究生，江苏教育学院现代传媒与教育技术系教师。【内容提要】本文针对纪录片伦理问题在纪录片价值判断等问题进行探讨。纪录片伦理难以把握的主要原因在于伦理本身的复杂性。衡量标准因人因时代而异：不同民族有不同伦理标准，不同宗教有不同伦理标准，既有社会普遍伦理，又有特定个体伦理。【关键词】纪录片/伦理问题/制作者与被拍摄者的关系EE233UU8502838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道德生活，它试图建构一种能够指导人类行为的法则体系来解决“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事件”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事件”的现实问题。伴随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伦理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希腊罗马伦理学、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学、文艺复兴时期理学到近现代伦理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伦理学在各个时期出现了很多流派，划分这些伦理学流派的标准就是对“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在纪录片制作中，对“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的不同回答直接反映了制作者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如果处理失当，很可能导致纪录片艺术价值贬损。因此，纪录片伦理问题在纪录片价值判断中占有较重的分量，美国纪录片制作者MichaelRabiger甚至说：“唯有考虑到伦理问题，才能有真正纪录片的产生。”①纪录片伦理问题的核心就是分析制作者、被拍摄者以及观众围绕纪录片制播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而出现的道德困境。纪录片伦理难以把握的主要原因在于伦理本身的复杂性。衡量标准因人因时代而异：不同民族有不同伦理标准，不同宗教有不同伦理标准，教育工作者有教育伦理，医疗工作者有医护伦理，既有社会普遍伦理，又有特定个体伦理。郝跃俊遵循让·鲁什开创的人类学纪录片工作模式，把《普吉和他的情人们》带回哈尼族村庄放映，因为该片呈现了哈尼族的真实生活，族人们看完后非常高兴。但是一些人类学家却对该片的拍摄手法提出了疑问，认为它侵犯了哈尼族的隐私权②。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伦理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别。在1998年上海国际电视节的评奖中，中国评委曾建议给《舟舟的世界》最佳人文类纪录片奖，但荷兰评委的意见与中国评委相反，他认为舟舟在这部片子中像一个玩偶，并说这样的片子在荷兰是不允许播放的，美国评委对此也有同感。③MichaelRabiger在BBC工作时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出现了这样的伦理困境：他在该片中加入了一个女工讲述同事性观念的镜头，结果播出第二天这名女工就遭到了同事的群殴。④纪录片影像公认的“真实性”产生的社会效应对被拍摄者未来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纪录片实际操作中的难度和风险。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在播出《毛毛告状》时，曾制作了一分钟的预告片，宣传用语为“残疾人狠心弃女，外来妹千里寻夫”。这两句话使得当事人赵文龙非常害怕，他打电话给编导说：“昨天晚上看了你们的节目预告，今天一早我发现邻居们的眼神都变了，假如片子播出来我还能活吗？”⑤美国纪录片制作人芭芭拉·柯普尔(BarbaraKopple)的《美国哈兰郡》(HarlanCountry,U.S.A，1984)一片记录了明尼苏达州奥斯汀肉类包装厂的劳资纠纷。因为摄影机的介入，整个事件最后朝向了有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相反的例子则是东方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不了情》。由于摄像机的介入，一个远在云南的知青女儿回到了上海与从未谋面的父亲相会，但“也正是由于镜头的介入使得一个对女儿怀有爱心却极具自制力的父亲无法与女儿建立起一种正常的父女关系。因为镜头横亘在中间，破坏了那种带有私密性的极敏感而脆弱的情感交流。”⑥斯洛夫斯基在拍摄纪录片《车站》的一个夜晚，刚好有一个女孩谋杀了自己的母亲，并把尸体分解后放进了车站的自动寄存柜，警察因此没收了基氏当晚拍摄的全部素材。虽然警察并没有在胶片上找到那个女孩，但是这件事对基氏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没错！我们没有拍到那个女孩，可是万一我们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