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倾城之恋》的悲剧性摘要：张爱玲的作品多以悲剧收场，灰白、苍凉是她作品中永恒的基调，然而《倾城之恋》却是她的《传奇》中最具“传奇”色彩且唯一一部以大团圆结尾的作品，但这种圆满却并不属于喜剧意义的范畴，反而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它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亲情之悲、爱情之悲、婚姻之悲，通过对文本的深层挖掘，我们就能体会到它喜剧下的悲剧意蕴。关键词：张爱玲，倾城之恋，悲剧性。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另类作家，自出道后，盛名至今不减，“张迷‘遍布全球。李欧梵说过，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她的作品中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也鲜有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不存在大善大恶的任务；亦少有大喜大悲的结局。在他不动声色的叙述和轻描淡写中渗透着无边的悲凉。在此方面《倾城之恋》堪称经典。”[1]《倾城之恋》作为小说标题，给人无限遐想空间，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恋情，要以“倾城”来陪葬呢？由“倾城”想到“倾国倾城”。据《汉书。外戚传》载：“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里的“倾国倾城”形容的是女色之美。如，古代四大美女：西施、貂蝉、王昭君杨玉环等皆可用倾国倾城来形容。而张爱玲对文本中“倾城之恋”的传统意义进行有意消解，绵里藏针的表达了自己的女性意识。女有美色，倾国倾城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爱情传奇。“读完张爱玲的这部小说我们就会发现，与其说它是传奇故事，不如说它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2]因为“北方有佳人”中的家人不外乎是二八佳人、二九年华，且容貌倾城，而本文中的“佳人”白流苏却是已离过婚的二十七八岁的“残花败柳”，长相算得上清秀美丽，但与倾国倾城却又较大差距。女主人公身份的设置本身就是队就有伦理道德“一女不事二夫”的颠覆，因为在传统中国小说里，绝大多数女性角色都是不离婚的，始终从一而终。本文的“倾城”更侧重“沦陷、倾覆、倒塌”这一本源意义，暗含着以父权文化为主体古老文明的倾覆才有真正的恋爱。傅雷认为：“《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3]而对《倾城之恋》做出了无情批判，认为它“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论，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尽是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4]夏志清更为《金锁记》戴上了“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桂冠。而我认为：无论从作品的精神内涵还是题旨的思想层次，《倾城之恋》较之《金锁记》都有更高、更广、更深刻的影响。张爱玲认为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是一种启示。《金锁记》是一部彻底的悲剧，而《倾城之恋》却是张爱玲的《传奇》中最具“传奇”色彩且唯一以大团圆结局的小说，但这种看似美好圆满的团圆背后却隐匿着无尽悲凉，这种具有启示性的苍凉相较《金锁记》中彻底的悲壮，更引人省思，令人回味无穷。《倾城之恋》并非一部敲锣打鼓，嬉笑一团的喜剧，它依然笼罩浓厚悲剧色彩，只不过，它以喜剧和团圆面目出现，且悲的不那么彻底与极端，其深层次的爱情亲情、婚姻之悲皆被华丽的文字与起伏的情节所掩盖。但只要我们努力去挖掘，就会发现它隐匿在团圆背后的苍凉。《倾城之恋》的悲剧性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亲情之悲《倾城之恋》完成于一九四三年九月，时值日本侵华，国土沦陷，民族危机严重，小说虽未正面描写这一史实，但我们却能从小说所营造的氛围中感受到王国的压抑与悲痛。如小说开头“胡琴咿呀拉着，在玩站等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5]胡琴拉出的又何尝不是乱世中的一把辛酸泪。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封建贵族之家——白公馆，也随着历史的洪流在不断衰落，且带有明显的时代悲剧色彩。“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拨快了一小时，而白公馆却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出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6]白公馆众人仍停留在旧的思想观念中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