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左派文人攻击的“新月派”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在全国建立了新政权。是年春夏之际，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梁实秋、余上杭、潘光旦、丁西林、刘士英、饶孟侃和张嘉铸等留英美学生因北京政权交替，战乱和学潮四起，薪水拖欠严重，纷纷南下，聚集到上海。5月下旬，胡适也从英国出席完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回到上海，被聘为光华大学教授。这批同仁聚在一起，商讨创办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7月1日，新月书店开张，胡适任书店董事长，余上杭为经理兼编辑主任。新月同仁中后来又加入了罗隆基和邵洵美，一共13人。书店的股本约两千元，由每人出50—200元构成。新月书店“出的第一本书即是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这本书十分畅销，影响也相当大。胡适的《四十自述》也是先由《新月》月刊发表一部分，后又由新月书店正式出版。”（参阅闻黎明：《闻一多与胡适》，《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第183页，下引概称“朋友”）次年3月10日，《新月》月刊创刊；创刊号上的具名编辑是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三人，梁实秋后来在《忆〈新月〉》”一文中说，胡适则“事实上是领袖人物”。1928年4月，胡适出国前的母校中国公学因学生风潮，校长何鲁辞职。30日，校董会推举胡适出任校长，借以平息风潮。胡适任母校校长时，月薪仅为车马费100元，外加授课费每小时4元，当时他兼任一门文化史课，每周两小时，月薪也就180元；而他1917年刚回国时任北大教授，月薪已是280元。后来由胡适推荐接任中国公学校长的杨亮功回忆说：“胡先生每星期四下午来学校上课，课后除了商洽校事外，总有许多学生来办公室围着他要求他写字或看文稿。他大部分时间多在极司菲尔路寓所写作。”（《朋友》，第274页）梁实秋回忆说：“胡适之先生曾不止一次地述说：‘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办《新月》杂志的一伙人，不屑于变狐变狗。‘新月派’这一顶帽子是自命为左派的人所制造的，后来也就被其他的人所使用。”（《雅舍忆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第99页）。在1929年4月10日号的《新月》杂志上，胡适就当时国民党新官僚军阀在社会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种种做法，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胡适在文中举例说：“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挺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这位“学长”即是大名鼎鼎的桀骜不驯之士刘文典，时任安徽大学校长。1928年底，因为学生闹事，刘被正在安庆访问的蒋介石招去谈话，蒋要刘惩办学生，刘不愿，蒋斥刘说：“你简直像个学阀”，刘回敬：“你像个新军阀”，刘遂被拘。胡适此文是所有公共出版物中首次将“刘文典事件”公诸媒体舆论，不能不说是中国知识人在人权抗争史上的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壮举。胡适举的另一例子是，1929年春天，唐山一个商号经理被当地驻军指为收买枪支，被抓去受到严刑拷打。唐山商会派代表12人到驻军中请求释放，军方不肯放人，唐山88家商号联合致电唐生智，也没有结果。于是唐山市实行全市罢市，军方才在5月2日终于放人。胡适总结说：“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国民政府主席可以随意拘禁公民，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自然也可以随意拘禁拷打商人了。”（参阅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册，第478-479页）。胡适这里把矛头直指蒋介石：是你蒋主席无视法律，随意拘禁公民，所以下面的军人才会上行下效，随意拷打商人了。如此直言不讳地在媒体上指控国民政府主席，即便是八十多年后读来，其勇气都不能不令人敬佩！胡适不顾诸多好友的劝告，接着又在同年的《新月》杂志上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6月10日），《行难，知亦不易》（6月10日），《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9月10日），尤其是最后一文，胡适直指，国民党在文化问题上已经从革命派转变成了反动派。之后不久，《新月》杂志在邮局被扣，不得外寄，胡适写信给胡汉民抗议，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让秘书处答复，其措词冠冕堂皇，并“谕请”胡适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