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外公民的权利克减与法治保障〔摘要〕拥有双重身份的海外公民非但没能得到更多自由和安全的保障，反而要直面更大的威胁，其吊诡之处恰恰肇始于愈加不自由的全球迁徙和流动自由。21世纪中国崛起后海外利益日渐隆盛，但我国海外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却遭遇传统和非传统突发事件的共同冲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困境。对此，我国海外公民的权利保障要在国家涉外立法构造体系化、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制度化、军队海外维权法定化、外国人法完备规范化四个方面审慎设计，最终实现国人无处不安全的目标。〔关键词〕海外公民，权利克减，法治保障〔〕D990〔文献标识码〕A〔〕1004-4175（2016）03-0099-05一、海外公民权利保障面临的制度瓶颈海外公民是指长期定居、短期旅居或定期移居外国的本国籍人士，包括侨民、留学生和访学者、境外旅行者、海外商务和劳务人士、驻外官员和军人等。所以，海外公民在居留国对待之为外国人，国籍国对待之为本国人，这种“混搭”的双重身份非但没有为海外公民制造出更多自由和安全的保障，反而在国家主权、法律管辖、国民待遇、最低人权等国际法治原则冲突下造成了对海外公民权益保护的更大障碍，而吊诡之处恰恰肇始于愈加不自由的全球迁徙和流动自由。人类之初，为了生存和繁衍而不断自由迁徙，然而这一生来自由却在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主权国家出现之后便开始不断萎缩，至今最终消失。近代时期，西欧人还享有在全球的流动自由，这是西方列强国家凭借经济、军事、科技的先进性，以炮舰和商品在全球殖民扩张的结果，但客观上还得益于当时全球主权国家数目较少，无管辖地较多。实际上当时其他地区的人也享有相当程度的海外流动自由，如中国人的下南洋和东渡太平洋。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列强在全球掀起瓜分狂潮，划分势力范围，除南极洲外的无管辖地已所剩无几，人们在全球移动的自由度被迅速削减。二战后，随着主权国家在全球的普遍建立，人们不可能再享有在全球流动和迁移的自由，这种自由即使在《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1）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2）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1）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2）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3）上述权利，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4）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中也没有得到确认，因而缺乏国际法治保障。如图1所示，《宣言》和《公约》只规定了国内迁徙自由而未规定国际迁徙自由，只规定了出境自由和归国自由而未规定入境自由，归国自由不附带任何条件，但出境自由附大量条件，这些条件不但可以作为母国拒绝离境的理由，而且也可以作为他国拒绝入境的理由，因此，国际法仅是规定了有权离开国籍国和居留国的自由，并没有规定同时有权进入他国的入境自由。以《宣言》《公约》这种附条件的单向自由规定来看，现今发达国家限制移入的政策具有合法依据，并且移出国采取鼓励移出政策的概率越大（亦即采取反对移出政策的概率越小），越是符合《宣言》《公约》的精神；但不论移入国采取何种政策，却都是符合《宣言》《公约》的精神。因此，移入国政策调整余地大，远比移出国占优势、更主动。〔1〕《宣言》《公约》单向自由的规定，理论上不等于说自由的不对等，但在现实中却带来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出入境政策制定及实施的不平等，即发展中国家公民总体而言在全球迁徙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更为关键的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公民流动自由度的人造差异具有了国际法的依归。故此，海外公民从身份到契约的确定之初就潜伏下了危机。二、我国海外公民权利克减的实证分析伴随着21世纪中国日益崛起和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除了海外移民和海外华人继续大幅增加外，如图2所示，普通中国人的身影在海外也十分活跃。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14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人次首次破亿，从国家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