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化之路——学习《纲要》后的思考论中国现代化之路——学习《纲要》后的思考摘要：第三章中《辛亥革命与封建帝制的终结》的第一节《举起近代民族革命的旗帜》相关内容关键字：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清末“新政”及其破产。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颁布新的学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新政的内容大部分只是延续了洋务派和维新运动时的做法和主张，很多人认为“新政不新”。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正如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这正是清政府立宪的指导原则。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达近万人。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社会矛盾叶不断被激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领土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出现瓜分中国并实行军事压迫的紧张局势。。《辛丑条约》、《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和1905年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展现了瓜分中国并实行军事压迫的紧张局势。在军事压迫的同时，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还表现为对中国政治控制的加强和经济势力的扩展。在政治上，各国驻华公使颐指气使，左右朝政，干预清廷国事，把持重要部门，充当各类所谓“顾问”。在经济上，英、美、日3国先后和清政府签订了新的《通商航行条约》，为外国资本对华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外国在华投资在20世纪初期也大大发展起来，这主要是对近代新式企业的直接投资和对清政府的借款以及大量外国银行的开设。此外，帝国主义还加紧了对中国矿山、铁路等利权的掠夺。而清政府各种旧税一次又一次的追加，同时巧立名目的各种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加上各级官吏从中大肆盘剥，中饱私囊，致使民怨沸腾。此外，清政府的“新政”，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显得支离、敷衍、拖沓，缺乏总体目标和实施规划。其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这不能不使人们对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诚意产生怀疑，也使政治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年，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中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是由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和领导的。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出现发展高潮，商办民用企业的突飞猛进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