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变化决定中国经济后危机时期走势巴曙松（2011年）一、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越过刘易斯拐点2004年前后，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广泛的低端劳动力供给紧张的问题。制造业成为“民工荒”的重灾区，随后在一些中部如湖南、河南等农村劳动力的流出省份也出现了用工紧张的现象。诸多证据说明2004年的民工荒并非一时之事，而是大拐点即将到来的标志，是趋势性的改变。中日越过刘易斯拐点时均遭遇了失业率下降的情况。日本在60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时失业率出现了下降，中国自2002年以后失业率也出现下降。进一步观察外出务工农民工的人数变化情况，可以发现近年来虽然外出务工农民工的人数逐年增加，但是增加幅度逐渐趋缓，2004年以后稳定在每年5%。这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为数不多。结合农村居民的工资增幅近年来的上升，更能说明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基本定义是，在二元经济存在的情况下，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领域的转移不会引致工资水平的上升，换言之，农村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当刘易斯拐点到来之时，非农产业必须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自2004年前后，一方面我们观测到了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也观测到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的趋缓，这一价格和数量相悖，正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已经结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二、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一）日韩刘易斯拐点后继续享受人口红利一般而言，有着二元经济特征的国家往往首先经历刘易斯拐点，此后这些国家不再享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的低廉成本，但是总劳动人口存量依然巨大，抚养比依旧较低，在劳动力供给方面仍不存在明显的约束。这种高劳动人口占比，低抚养比的人口结构优势即为人口红利。由于生产性人口多于消费性人口，国民储蓄一般维持高位，这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充足保证，同时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存在不仅解决了劳动投入问题，也有利于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保证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越过刘易斯拐点后，依旧享受人口红利直到90年代初，而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跨过刘易斯拐点后至今处于人口红利窗口阶段。人口红利的持续存在保证了日本和韩国在经过刘易斯拐点后不至于遭受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打击，其经济依旧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增长。可以说人口红利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刘易斯拐点后的负面冲击。（二）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伴随着妇女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将持续低于步入老龄化的人口，中国未来将持续面临劳动力潜在供给减少和老龄化继续加速的压力。201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情况体现为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少儿数量保持低位，劳动人口增量少于减量，经济将面临持续的劳动力供给问题。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这表现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第一、从劳动力总量来看，中国劳动人口增速持续下降，劳动人口存量在2015年左右达到高点，随后便下降，劳动力的供给将开始下降。第二，从人口结构来看，少儿占比持续下降，老年占比持续上升，并且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少年人口减少，总人口抚养比将持续上升。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将在2015年关闭。联合国数据预测2015年中国少儿抚养比为27，老年抚养比为13，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儿抚养比为23.7%，老年抚养比为18.9%。这说明无论是老龄化的严重程度还是后备劳动力的紧缺程度，实际情况都远比预测情况更严重。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束时间几乎更早！（三）中国人口“未富先老”事实上，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人口结构必然趋于老化。但是中国的老龄化过程显然快于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着严重的“未富先老”问题。自1982年到2009年，中国用了仅仅25年时间，就走完了日本60-70年的路。中国2009年的人均GNI不到3500美元，而日本1990年的人均GNI则为25000美元，但是二者却拥有相同的人口结构。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的老龄化程度相当于日本的2倍，中国老龄化的趋势更快。综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