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民选举评析民主之路？欧博文（KevinJ.O’Brien）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教授，一直以来关注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本文是他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博士韩荣斌合写的，刊登于美刊《当代中国》2009年第18卷第60期。文章认为，中国农村的选举程序在过去20年间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进，此间举行了大量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但“权力行使”的变化没有跟上“权力获取”的变化。在许多地方，乡镇政府、党支部和社会力量（譬如宗族、宗教组织、黑恶势力）妨碍了民主规则的进一步实施。这意味着关于民主的单纯程序性的定义是有问题的，而“高质量的民主”更多依靠的远不止是运作良好的村民选举。文章内容如下。在中国，村民选举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整整20年的历史。选举正式开始于1987年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修订)。这部法律保证了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来实现自治，这种自治很快就被理解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从那以后，“基层民主”对于研究中国政治的人而言变成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术语，同时，这种选举也引起许多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单从程序方面来看，村民选举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投票选举在每个省都得到了实行，广东、海南和云南最终在1999年实施了第一次投票选举，西藏是2002年。选举时，到场参与的比率通常很高，据报道，一些地方超过了90%。国际监察机构的调查和直接观察也显示，选举的进程（包括提名程序、竞争性和匿名投票）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根据许多指标来看，就像史天健几年前所预测的那样，中国基层民主的未来是乐观的。当追溯村民选举刚开始的情况时，史天健强调了民政部内部那些忠诚于民主的中层官员的作用，他们采用了一种先关注内容、再关注质量的增量方法（incrementalapproach）。这种解释与大多数有关民主化及其传播的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对于领导者及其决策的作用的强调是非常一致的。中国农村已经走上了史天健和其他学者所指明的民主道路了吗？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基层民主的各个方面？当根据有关民主化的理论文献来审视现有的大量资料时，我们重新考察了自治的实施，指出被大多数观察家所采纳的现在通用的民主定义是不完备的，它低估了民主的程序要素。简言之，这个定义导致分析家们过度强调形式而忽视了内容。相反，我们追随塞巴斯蒂安·马祖卡（SebastianMazucca）的观点，提出了民主化两个维度之间的区别，即权力的获取和权力的行使。这种选举的引入确实开始改变了农村当局获得权力的方式，但是这并不必然会改变他们行使这一权力的方式。所以，将农村民主简单等同于运行良好的选举是将地方权力结构的复杂性过于简单化了，极大地削弱了农村自治的内容。---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民主和民主化的概念化虽然许多观察家在考察中国的自治时会谈到民主，但他们中很少有人不会对这一术语进行定义。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力图避免招致争议，因为从根本上说民主是一个“本质上存在争议的概念”。到目前为止，政治理论家们已经作出一些努力来规范这一概念的使用。例如，许多学者将罗伯特·达尔（RobertDahl）关于多头政治的定义视为对民主的特征最早的、最直接的概括。根据达尔和熊彼特（Schumpeter）的观点，他们采纳了一种对民主的“程序最简化”（proceduralminimum）的理解，这种理解“做出了如下假设，拥有全民选举权的完全竞争性的选举，不存在大众欺骗，加上有效保障公民的各种自由，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一些分析家还补充说，被选举的政府应该拥有统治的权力。这样一个定义的优点是清晰的。首先，它方便衡量。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单纯从程序方面来理解民主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忽视了民主的内容。它没有回答民主政治是什么这一问题，而是集中关注了我们如何实现民主这一问题。尽管通过某些方法选择领导人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完美的程序并不能保证民主的治理。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民主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多数人决定的原则，而通常被看作是各种制度的集合，这些制度使法治、分权、保护少数人以及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