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政策复杂性探微基于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异地高考”方案的内容分析(二)地方政府决策的自发性在“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以教育部为代表的中央政府承担顶层设计和总体协调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发展，中央政府不断下放管理权限，地方政府在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时享受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中央政府及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出台《意见》的内容，概而言之，包括三点：一是“要积极解决”，文件规定各地政府须在2012年年底前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二是“要有转入条件”，各地出台的政策需设立一定的门槛，以防范“高考移民”的发生；三是“要因地制宜”，各地政府应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实施办法。从地方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来看，中央政府的弹性管理赋予其极大的管理权限，地方政府成为“异地高考”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体。地方政府作为官僚机构中的一员，从“经济人”角度来看，必然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旨归，这种利益诉求无形中会嵌于“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包括对报名资格的设置，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的自发性。从不同省出台的“异地高考”实施方案来看，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和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其“异地高考”的门槛越是高不可攀，其本质是为了维护本地考生的利益。“制度越是被整合到更普遍的秩序中去，从而使一个制度的变迁以其他制度变迁为条件，那么，该制度变革的可能性就越小。”[9]这种基于地方政府自发性的政策，通过设置随迁子女家长不可控制的条件，将随迁子女拒之门外，以实现自身耦合意愿。地方政府决策的地方保护主义徒增“异地高考”政策执行的复杂性，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三)利益群体关系的非线性“异地高考”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存在多元利益群体间非合作式的利益博弈，包括随迁子女家庭与流入地政府之间，随迁子女家庭与当地户籍人口之间，随迁子女家庭与流入地公办学校之间。1.随迁子女家庭与流入地政府之间“异地高考”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自身结构的不合理。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应然状态下，受教育权实现与否只取决于公民自身的能力，不应受外部政策环境的影响。然而，“诉求的合法性并不等于诉求的可行性”[10]。现实中，随迁子女由于受限于传统户籍藩篱，其受教育权利无法实现，甚至面临遭遇剥夺的境况，同时受制度惰性的制约，部分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被打上了政治烙印。“为了改变目前的处境，避免因受教育权的丧失导致的贫困复制”[11]，随迁子女家长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社会各界的关注，以实际行动推动“异地高考”改革，并自发联合制定了民间版的“异地高考”方案。该方案指出，随迁子女只要提供在流入地接受完整的高中学习证明即可在当地参加考试、录取。相较而言，各省在《意见》指导下所制定的针对家长和学生提出的报考条件无疑显得苛刻、高不可攀，让随迁子女及其家长只能“望校兴叹”。根据冯帮等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有60.1%的随迁子女家长表示出了消极情绪[12]，而这种巨大的反差将进一步强化现有流入地政府利益结构，加剧随迁子女家庭与流入地政府间的深层博弈。根据统计发现，从报考准入条件和院校开放程度来看，流入地政府在这场深层博弈中承担的角色是颇为微妙的，它成为多重利益的复合体。不少流入地政府替换或选择性的执行中央《意见》，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报考院校类型上有“低度开放”、“中度开放”和“高度开放”之分，存在明显的“政策歧视”。在报考条件的设置上，部分省出台的政策文本没有顾及随迁子女家长的实际情况，其实质是流入地政府存在较为明显的责任规避行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很少为公众提供参与的机会与平台，随迁子女家长与流入地政府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正是流入地政府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致使政策出现结构性分裂，其对责任的推诿更加剧了社会的波动。2.随迁子女家庭与流入地户籍人口之间高考制度既是随迁子女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又是城市中上层子女实现代际传递和阶层再造的重要通道。而“异地高考”问题的出现就其本质而言即是随迁子女家庭对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