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看李杨的爱情演绎一段爱情上演了人间爱情的传奇，后人沿着这条红线永远的追踪下去……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长恨歌》的主题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还有《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由于唐明皇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关系，使得他们的爱情故事从唐代开始一直就是从史传到文学极为关注的热门题材，除正史之外，许多野史笔记如《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开天传信记》、《酉阳杂俎》、《国史补》等均有零星记载，而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更是开启了李杨爱情故事的文学创作的先河。此后一发不可收，出现了宋代乐史的小说《杨太真外传》，元代关汉卿的《唐明皇哭香囊》、庚天锡的《杨太真霓裳怨》、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与白朴的《梧桐雨》、明代吴世美的《惊鸿记》、屠隆的《彩毫记》等诸多戏曲作品。这其中，对《长生殿》影响最大的是《长恨歌》与《梧桐雨》。《长恨歌》是写作《长生殿》的最早的依据，而《梧桐雨》与《长生殿》两者先后之间是一种直接的继承关系。《长恨歌》是继《孔雀东南飞》、《木兰词》等民间叙事诗后之后，更为工整完美，具有一定传奇色彩的叙事诗。它比较客观地叙述了一个故事，注意故事的情节和结构，以最大的努力追求故事本身的优美动人。在诗中，白居易并不没有把唐明皇与杨贵妃作为一个真实的帝王的形象来描写，作者只是利用了这一个题材，把李、杨由历史人物变成了传奇人物。所以作者一方面美化了他们的爱情，另一方面没把“安史之乱”归罪与杨贵妃，通过他们歌颂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生死不渝的爱情。白朴的《梧桐雨》直接取材于《长恨歌》，但基本思想倾向和意境情调却大有不同。白居易的《长恨歌》涉及李隆基与杨玉环的关系时，有意掩盖唐明皇夺儿媳的行为，说杨玉环“养在深宫人未识，一朝选在君王侧”。在《梧桐雨》中，白朴一开始就交待了杨玉环是唐明皇儿子寿王的妃子，因具有人间少有的嫦娥之貌，唐明皇一见倾心，先将她度为女道士，然后娶入宫中册为贵妃。可身为贵妃的杨玉环却与唐明皇的义子安禄山有男女私情，安禄山起兵时说：“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白朴这么写显然并不是为了歌颂李、杨两人的爱情。“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成到衰的转折点，他把李、杨两人的爱情故事放到这样一种急剧变化的历史背景上来表现，写的是人世沧桑之感。尤其是剧中第四折，写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