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普遍性的追求中国对西方文论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①这吋止是新批评在英国的兴盛时期，而中国对新批评的了解与英国新批评家瑞恰慈和燕卜逊有很大关系。瑞恰慈曾在清华大学任教(1929-1931)，推广他发明的“基础”(BasicEnglish),并教授比较等课程。而他的批评观念也随之传人中国。钱钟书在1930年代初就论及他的《文学批评原理》(1924),曹葆华在1937年译出了他的箸作《科学与诗》。②燕卜逊在他的影响下也到北京大学(1937,1947-1952)和西南联大(1939)任教。现在北京大学英语系老一代的教授仍然记得他到北京颐和园游泳以及喝醉酒后睡在床下的情形。③自然，他的批评观念也随Z传人中国。朱自淸当时就曾用他的复义理论解读中国古诗。④除了瑞恰慈和燕卜逊两位新批评家外,当时中国对T.S,艾略特和須洛伊徳均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这时对西方文论的介绍和研究远没有达到系统的水平。血到了1940年代末期以降，文学批评的典型理论成为文学理论的主流。典型论肇始于恩格斯致哈格纳斯的一封论巴尔扎克的信，其中他提出"典型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⑤此后卢卡奇对之发扬光大，又经前苏联传人中国，成为1941)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理论。但这和后來｝脱的西方文论还有区别C现当代两方文论通常指20世纪流行于欧美的文学批评理论，英大规模进入中国始于1970年代末。那时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伴随着西方商品和资本的涌人，各种西方文艺思潮也随之进人中国。当吋的学术期刊杂志上发农了大量的有关西方文论的论文，对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解构主义、弗洛伊徳和拉康的分析、现象学、阐释学、接受以及后现代主义、后殖义、女性主义等均有比较详细的研究和介绍，几乎涵盖了当时流行于英美的所有流派。⑥那么为什么在1980年代出现了介绍西方文论的高潮?这与当时的文化状况有什么关系?简单地说，西方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和变形促成了西学的广泛流行。不仅是西方文论，中国对西方文学的所有领域，包括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美学等等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和中国本身对现代性的认同有密切关系。中国现代性开始于晚清和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主义运动。它引进了西方启蒙主义运动中有关进步、发展等具有时间性的概念，也引进了民主、科学等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概念。当时最为流行的一句口号就是陈独秀1919年提出的欢迎’‘徳先生”(民主)和'‘塞先生”(科学)到中国來。他要把这两位“先生”请进中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⑦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将民主、理性、进步当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看到的是这些概念的普遍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概念是西方所特有的，而口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这种思想倾向决定了当时中国对于西方文艺思潮的看法。各种文艺思潮均被“客观地”介绍到中国来，缺乏分析和批判。西方有关的文学批评理论也被看作是一种解读文学的普遍有效的于•段，对英意识形态特征视而不见，更不要说对英地域性、阶级性、性的分析和认识。这种情况在1980年代引进西方文论的高峰期的表现尤其明显°1980年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很多方面有极为相似之处。学界对于西方文论的研究，主要侧重介绍和应用。人们主要关心的是西方有哪些先进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它们在对文学的阐释中是否有效。在1980年代发农和岀版的关于西方文论的大部分论文和著作中，以否定和批判精神为主题的少而又少。这一点也反映在对伊格尔顿著作的和介绍方面。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AnIntroductiontoLiteraryTheory)在中国大陆有3个译本，⑧是在大学中使用最多的课本之/一。但是对于他的另一本著作《批评的功用》(TheFunctionofCriticism),去卩很少有人问津。这本伊格尔顿自C十分重视的小书至今没有一•个中文译本，也很少有人加以引用。这里透露出中国读者和学者的兴趣和学术取向：我们对有关西方文论的知识性介绍、客观描述和概念解读有着浓厚兴趣。而像《批评的功用》那样侧重于探讨文学批评生成的社会原因以及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和阶级性的箸作，似乎并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这说明了中国读者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