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永恒价值一、人类精神高度的坐标在文明史上，有一些著作标志着人类的精神高度。就文学而言，《伊利亚特》、《奥德赛》、《俄底浦斯王》、《神曲》、《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悲惨世界》、《浮士德》、《战争与和平》、《卡拉玛佐夫兄弟》等，就属于这样的精神坐标。在中国，有一个作家的名字和一部作品，绝对可以和这些经典极品并立，也同样标志着人类的精神水准和文学水准，这就是诞生于18世纪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这位永恒的大师和这部伟大的小说，居于人类审美创造乃至整个精神价值创造的最高水平线，它既反映中华民族的灵魂高度，又反映人类灵魂的高度。对于上述这些经典极品，时间没有意义。换句话说，它们就像埃及金字塔一样，是一个永恒性的审美对象，而不是时代性的标记。马克思说希腊史诗具有“永久睦魅力”(请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83页，人民出版社)。就是说，《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作为巨大的文学存在，没有时间的边界。它属于当时，也属于现在，更属于今后的无尽岁月。《红楼梦》正是荷马史诗式的没有时间边界的艺术大自在。在《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之所以显得幼稚，就因为他们把这部巨著的无限时空简化为不仅有限而且狭小的时空，从而使《红楼梦》产生巨大的“贬值”。只要阅览艺术世界，观赏一下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凡·高等巨人的画，就可了解，大艺术家的全部才华和毕生心力所追求的，乃是一种比自身生命更长久的东西，这就是“永恒”。他们苦苦思索探索的是如何把永恒化为瞬间，是如何把永恒凝聚成具象，或者说，是如何捕捉瞬间然后深入瞬间，最终又通过瞬间与具象进入不知岁月时序的幽远澄明之境。他们的精神创造过程，是一个叩问永恒之谜的过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天才艺术家、文学家，他们都具有同样的焦虑。“文章千古事”，杜甫的焦虑正是一切卓越诗人最内在的焦虑。《红楼梦》问世已240年左右。头140年，它经历了流传，也经历了禁锢。不知天高地厚的禁锢者，其权力早已灰飞烟灭，但巨著却真的如同天上的星辰永存永在。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之后，《红楼梦》更是从少数人的刻印、评点、阅读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奇迹般地大规模走向社会，走向课堂，走向戏剧、电影、美术等艺术领域，尤其宝贵的是正在走进深层的心灵领域，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晴雯等正在成为中国人的心灵朋友。可惜在最后这一领域中的实际影响，《红楼梦》仍然远不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种错位，最明显不过地反映出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巨大病症。《三国演义》是一部权术、心术的大全。其中的智慧、义气等也因为进入权术、阴谋系统而变质。而《水浒传》则是在“造反有理”(“凡造反使用任何手段都合理”)和“情欲有罪”(实际上是“生活有罪”）两大理念下造成暴力崇拜和造成残酷的道德专制法庭，尤其是造成审判妇女的道德专制法庭。尽管这两部小说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上说，都是精彩的杰出作品，但从文化批评(价值观)的角度上说，则是造成中华民族心理黑暗的灾难性小说，可谓中国人的两道“地狱之门”。无论是《红楼梦》还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很集中地折射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但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折射的是集体无意识中受伤的病态的一面，而《红楼梦》则反映着健康的、正常的一面。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TheDeclineoftheWest)曾提出“原型文化”和“伪形文化”这两个概念。(请参见《西方的没落》第十四章：“阿拉伯文化的问题之一——历史的伪型”，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5年版)明明是某一种岩石，却表现了另一种岩石的外观，矿物学家称此现象为“伪形”或“假蜕变”。所谓伪形文化，指的正是一种古老的本真文化，在一片土地上负荷过大，从而不能正常呼吸，不但无法呈现其纯粹而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且无法充分发展其自我的本然意识。中国的远古神话《山海经》是中国最本真本然的文化，即原型文化，《红楼梦》一开篇就与《山海经》相接，承接的正是中国原始的健康的大梦。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其英雄已不是女娲、精卫、夸父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