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今世界出现民族主义浪潮的原因，学术界有多方面的解释。有人认为，制衡民族矛盾的冷战机制的瓦解，打开了民族主义肆虐的“潘多拉”盒子；全球化刺激了民族主义；历史的惯性作用，如西方殖民主义在非洲遗留下来的问题导致非洲地区不断发生民族冲突，并延续至今，同时大国的干涉和国内政府的错误政策也导致或加剧了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也有人指出，民族矛盾、民族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不平等。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盛行于世界各国，加剧了社会不平等问题，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此外，还有人认为，西方议会民主模式也容易导致和激化一国之内的民族矛盾。一个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的利益往往成为这种议会民主模式的牺牲品。西方国家前些年热衷于在非洲推行西方式的多党议会制，加剧了非洲国家民族主义的急剧发展，导致局势的严重动荡。上述诸多见解对于我们深入探讨当今民族主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笔者认为，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泛起的原因应着重从以下几点上来把握：首先，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个较大的地区共同体内，某些地段先发展起来，形成发展的“中心”；后发展地带成为“边缘”，受“中心”剥夺。为摆脱这种地位，“边缘”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以地方主义来号召反抗“中心”，而这些条件如果带有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就很容易发展成一种“地方民族主义”。于是，一种新的意识产生了，新的“民族”有可能形成，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则是其奋斗的目标；而整个过程的根本目的是后发展地区企图改变从属地位，变“边缘”为“中心”。西方学者对欧洲民族裂解的现象十分注意，有些西方学者声称：“是民族主义产生民族，而不是相反。”民族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民族与国家等同，如果用某种概念来表达，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换句话说，同一个民族应当组织在同一个国家里，同一个国家也应该只有同一个民族。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随着历史的进展，民族间的混居现象十分普遍，要想在各民族间清清楚楚地划出一条线，建立纯而又纯的单一“民族国家”，在实践中是绝对做不到的。因此，民族主义的这种追求就使民族间的龃龉永远不会消除，并随时可能发展成公开的冲突。第二，冷战结束为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先对立的两大阵营土崩瓦解，不仅是发达国家失去了明确的敌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因为对抗张力的消失而使曾经居于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衰微败落，导致了文化价值的缺位，民众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统帅和生活意义的寄托”。（注：李永刚：《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载《社会科学》（上海），1999年第12期，第25页。）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民族主义乘虚而入，力图填补冷战后的意识形态真空。大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日里诺夫斯基鼓吹的大俄罗斯主义等民族主义思潮的泛起正是冷战后意识形态转换的直接产物”。（注：邓浩：《当前世界民族问题发展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第44页。）勒纳精辟地分析道，民族主义成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凝聚力和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在进入现代化的“门槛”之后，原先的社会支撑物和社会结构发生崩溃，这使人们充满了压力和痛苦。民族主义作为进入现代化“痛苦门槛”的一种表达，具有两种功用：一是授予人们尊严与保持社会稳定；二是为现代化提供动力，并最终在实践中解决这种痛苦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在原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境内接连发生了12场缘于民族主义因素而爆发的战争，形成了新的热点地区。事实上，原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民族问题，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和多年积存下来的现实原因。过去，由于受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强烈对抗的压制，受到在此背景下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控制，还受到苏、美尖锐对峙的“冷战”国际格局的束缚，这些国家内的民族问题一直没有爆发出来。而一旦失去了原来的控制和束缚，其民族主义就泛滥得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厉害和更为野蛮。第三，全球化浪潮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和挑战，民族主义思潮和全球化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全球化是指全球经济、政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