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背景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中讲了这样一段往事：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后，正在西雅图进修的她接到爱人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当她与领事馆联系的时候，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度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满妹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接下来，接下来满妹希望与总领事取得联系，对方说不行；问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回答说是“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啪地一声挂断了。第二天，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电话解释说：“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有提你的背景。”满妹问：“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吗？”我之所以对这段往感兴趣，并不是因为满妹是原中央总书记的千金，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本身就具有戏剧性，而是因为这一事件的象征意义：在国外，在一个中国公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能否得到尊重，依然取决于他的背景而不是他的公民身份。就是说，和国内相同，你有背景有来头，你就是大爷；你没有背景没来头，哪怕你是什么副秘书长，也还是孙子。在很多时候，背景比一切身份、财富、荣誉都要重要一千倍。什么是背景？这是很多中国人津津乐道而外国人却莫名其妙的东西。其实，说白了，背景就是权力。这处权力不是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这样的权力，而是每个中国都心领神会的那种权力。这样的权力，在胡耀邦看来，是人民赋予的公权，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允许自己的孩子借用这一权力；而在有些人手中和很多人的眼中，它们却变成了特权，变成了无所不能的强权，变成了一路畅通的霸权，变成了神秘莫测的极权。这种背景崇拜，就造成了这样的现象：某领导新到一地或一个单位，人们关心的不是他是否是有真才实学，而是先打听：他有什么背景？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官本位和钱本位同时并重，所以背景崇拜中既有权力崇拜，也有金钱崇拜。现在考量一个人是否成功，常常问：开什么车或住复式还是别墅？你有钱，你开名车，你住豪宅，那么你就会赢得惊羡的目光；你没权没钱，却要谈艺术谈精神，多会被看作神经病。表面看来，中国人比以前更自尊，更尊重别人，以人为本嘛，其实不然。在很多时候，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背景。人们只尊重那些有背景的人，那些体面的有权有势的人，而没有回归到人自身，没有把人当一个纯粹的人来尊重，就是说，要去除人身上的一切附属物，比如他的家庭、他的学历、他的职业、他的财富、他的名气等等，只把他当成一个同胞，当成一条生命来尊重。打一个比方，有谁真正尊重过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一个卖苦力的民工，一个家徒四壁的下岗工人，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一个超市售货员？或者，有谁真正尊重过一个妓女、一个罪犯？总之，有谁真正尊重过一个境况不如自己的人？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其实你还没有学会尊重（即使对有背景人的尊重，也不是真正的尊重，只是势利眼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以人为本，就要受到诘问：以哪些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