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西方形象的建构与演迁——从妖魔化到理想化的言说曾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摘要：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定位、认知及价值判断的演矣，折射出国人经由认知“他者”，进而“观照自我”的曲折观念姐赍历程。西方他者形象的不斷晝新建构表现出传统社会文化心杰的念剧变化和生存演化中的无可回进的深刻矛用。关键词：近代中国；西方形象；社会文化心态：G04文献标志码：A：1000-5315（2008）01-0050X）6一固有文化视野中的“番鬼”形象从《山海经》的海外奇谈、邹衍的大九州说，到张骞“凿空之行”、郑和七下西洋，再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记》和南怀仁的《地球全图》，中国人不乏了解世界的契机，但“华夷之辨”与民族的自我意识、“四夷八荒”的世界图式以及“天朝上邦”的文化自信预设，早已定格在前近代国人的观念世界里，于是，“他者”形象和异域文化始终是那么模糊、鄙陋、无足轻重，甚至怪异荒诞。“我们生活在一个如同一位作家所说的'信息沟’里。在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的知识和我们为了生活而必须的知识之间，存在一个我们必须自己去填充的真空，我们用文化提供的信息（或错误的信息）来填充它。”"0—定程度上，对外部世界他者形象的认知、想象和建构折射出复杂的民族自我意识、思维习惯和文化心理。葡萄牙人在1517年最先远涉重洋来到南中国海，17世纪初，中国人不知随新航路开辟相继到达中国沿海的欧洲人究系何方怪客，沿袭阿拉伯人的叫法称之为“佛郎机”。嘉靖九年（1530年）东羌王希文《请禁通番舶疏》说「正徳间，佛郎帆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栅自固，火铳横行。”《广东通志》卷七《事纪五》也载有：“佛朗机夷人……谋据东莞南头甚至掠买小儿炙食之，其淫毒古所未有也。”⑵7经添枝加叶的渲染，“佛郎机”与“掠买小儿炙食之”的恶魔形象联系在了一起。1601年荷兰人开始进入中国海域活动。《辛丑年记事＞（1601年）记述「'辛丑（万历二十九年）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⑶郴炉红毛鬼者，半人半鬼上岸之“水怪”。“红毛鬼”、“红毛夷”、“红毛番”成为华人心目中面目狰狞可鄙的漫画式定格印象。•难以改变的成见妨碍了礼仪之邦对海外“蛮夷”的认知兴趣和信息有效沟通。中西方接触增加之初，中国人将西人同历史上入侵的蛮族等而视之。岀于对异质文化及其发展历史的陌生、偏见与敌意,“西夷”被诋为低贱的“外邦蛮子”，其人“犬羊之性”、“生性狡黠"、“谦诈”、“贪狡”、“狡诈暴戾”、“居心叵测”，西方形象在概念化套语的反复言说中被丑化、异化、妖魔化。这从“西夷”、“外夷”、“逆夷”、“蠢夷”、“狡夷”“洋夷”、“夷人”、“番鬼”、“红毛鬼”等等官方文书惯用语和民间俗称中可见一斑。凡译外国国名、人名循例必加“3”旁或“口”旁，以示异类，自属鄙贱。这类普遍社会文化现象,其实直白表征着一种执拗心态，正所谓“意识形态倾向于简单明了，甚至在简单性和明了性对于所涉及的论题有失公道时仍是如此。意识形态图画使用明快线条和黑白对照。意识形态者以漫画家的方式夸张和调侃W111253O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西方形象时指出：所谓中国的西方形象，不再是关于远国绝域的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知识，而变成一种象征，一个可以表现未知与恐惧、傲慢与自满的意象，表达国人对眼中和传言中的“红毛夷”所持的一种鄙视的“文化心态”，同时也是一种维护自我认同的“文化姿态”⑷。二世局巨变中华夷观之裂痕时至19世纪中叶，“蛮夷”乘坚船、携利炮打破了华夏中心的幻境。被迫开启国门的古老中华帝国看到的是一个强权的世界和令人惊异的西方的存在。夜郎自大的中国在“古今未有之变局”的战火硝烟中领教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实实在在的优势。“瓜分豆刮，祸在燃眉”之危绝非凭对逆夷的轻蔑与丑化所能消解。世局巨变，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不能不质疑中央帝国的传统意识，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