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其它相关论文-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在20世纪中国的乡村革命与“继续革命”进程中，“革命”与“生产”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抓革命、促生产”的著名纲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持续10余年的“农业学大寨”政治运动热潮都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关联。围绕“革命”与“生产”而生成的诸话语和历史因素之间的实践关系并非协调一致，而是充满紧张、错位乃至“斗争”。这一关联所蕴含的结构化张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形态。然而，如果说革命与生产的“系统矛盾”是理解革命现代性实践的一条重要线索，我们就必须追问这一矛盾是在什么样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下如何实践地生成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对其原初实践形态进行话语做历史考察。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任务。————————*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数易其稿，黄宗智先生曾耐心阅读所有稿件并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在此，谨对他的大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非常感谢应星与其它两位国际审稿人的宝贵意见，特别是其中一位匿名评审直率而细致的批评促使我在一些实质问题上做出进一步论证与澄清。另外，白凯(KathrynBernhardt)教授、陈慧彬、安陶(NormanApter)也曾提供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本文将革命一生产之矛盾的生成情境锁定为1946～1948年间在北方诸解放区乡村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并试图经验性地揭示北方土改时期的“翻身”实践与“生产”实践如何构成了话语一历史矛盾，而这一矛盾又如何影响了北方土改的进程。本文认为，北方土改中“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构成革命一生产这一中国革命现代性矛盾的原初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已经预示了未来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构性张力。近10年来，土改运动逐渐进入旨在重新认识与反思中国革命的学术视域，并吸引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众多海内外中国学者加入研究行列。①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是将北方土改运动的历史考察与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般题域相勾连的一次初步尝试：一方面，在中国革命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下，通过对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具体历史考察，以求重新审视北方土改运动，另一方面则通过在土改实践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探究革命与生产的矛盾，反过来又为深入把握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特性开拓新的路径。②————————①1990年代以来有关北方土改的研究，参见Huang，1995；秦晖、苏文，1996；田中恭子，1996；Esherick，1998；李康，1999；方慧容，2001[1997]；郭于华、孙立平，2003；张鸣，2003；张佩国，2003；等等。此外，孙立平先生主持的土改口述史研究项目多年来已经完成一系列未正式出版的研究论文，在此恕不一一罗列。关于北方土改的早期专门研究不多，值得参考的有董志凯先生(1987)的概述式专着，胡素珊在其内战研究的专着中就华北土改的一些有关分析(Pepper，1999[1978]：229～330)，特别是柯鲁克夫妇(CrookandCrook，1959；1982[1979])、韩丁(1980[1966])关于晋冀鲁豫边区土改具体过程的经典记述。②宽泛地讲，“中国革命现代性”是指20世纪中国围绕共产革命与治理而形成的独特实践，它牵涉到一系列既不同于“传统”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态度、话语、制度以及权力形式。但是，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并非一套可供演绎的理论框架，当然更非一项有待完成的政治工程，而是旨在就20世纪中国历史演变展开多方位、多维度的经验探究的一种设问方式。因此，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探究不能从先人为主的严格的概念界定开始，而应该也只能是在这一问题关怀下，从经验出发，逐步把握其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内涵。本文关于翻身与生产之话语一历史矛盾的经验考察系构成“中国革命现代性”之历史探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提及的是，国内学界如刘晓枫先生(1997)曾提出过“革命现代性”概念，以求将“中国问题”转化为现代性问题。他还倡议展开中国现代性的实证研究，并尝试在现代性语境下分析“文化大革命”这一政党意识形态化的、全民式的群众运动。刘先生的倡议...